湖北日报讯 记者 林建伟 张茜 彭一苇 严运涛
在新型城镇化大幕开启之际，前一轮城镇化建设经验和教训，如何给新型城镇化提供指导？昨日在汉举行的2013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年会上，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纵论新型城镇化。
部分地方城镇化建设贪大求快
“不少城市的城镇化建设误入歧途。”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说，他走访国内4个省的14个县发现，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演绎成一种以政府行政为主导、以财政脱贫致富为动机、以扩大外延为内容、以单纯追求GDP和城镇化率为标杆的“造城运动”。
他对全国各个省市已公布的城镇发展规划做了统计，结果发现，按照这些规划，2030年全国城镇化人口是20亿。“中国目前只有13亿人，2030年恐怕要请外国人到中国来充实城镇化了。”宋亚平打趣说。
除了“做大规划、大做规划”，国务院参事徐锭明认为，规划频频“改名换姓”，也显示城镇化发展存在过度行政化现象。“城市最怕换书记，张书记一条街，李书记一条路，个个都要画蓝图，这还能搞好吗？”他反问道。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周道炯指出，我国大多数地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建立在资源高消耗、“三废”高排放、土地高扩张的基础上。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消耗煤炭87.58万吨标准煤、石油21.44万吨标准煤、天然气8.08万吨标准煤、城市建设用地1283平方公里。中国的万元GDP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欧盟的4.1倍、美国的3.8倍、日本的7.6倍，甚至比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都要高。“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强，这种粗放外延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城市经济发展转型迫在眉睫。”周道炯说。
国外已有成熟经验可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放眼全球，现有的城镇化路径值得参考。“城市化趋势变化迅速，充满机遇与挑战，我今天想讲讲不同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学习和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代理国别主任夏美林抛出主题。她介绍，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几乎将所有工业项目拆除，同时构建了一个新型垃圾处理系统，把著名景点“黄金角”恢复原状，让城市既优美又文艺。
城市群是带动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城市之间高速通道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国为代表的高速公路模式，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城际铁路模式。“前者并不适合中国，只会造成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私家车泛滥，城市拥堵，上海市就是一例。”
王战建议，城市群区域内，应加快城郊地铁、城际铁路建设，避免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推进中等城市、节点城镇发展；城市群以外区域，开展中小城市改革试点。
用“三驾马车”破除城乡二元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建议，通过开放、改革、管理“三驾马车”拉动城乡一体化。“用开放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我国已进行了探索，农民工进城就是一例，只不过这是一种半开放。”石军说。下一步要在土地、户籍和公共服务政策上，进一步改革，实现“全开放”。
土地征收和交易制度改革刻不容缓，石军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西部某乡镇一户农民土地被征收，7亩地共得到补偿金7万元，他靠打工和接受救济勉强度日，当得知自己被征收的7亩地卖了700万元时，该农民有了寻死的念头。
石军建议，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统一户籍公共服务，土地增收和交易制度，离不开‘管理’这驾马车的拉动。”他认为，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已落后于时代，应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修改。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
绿色转型的效益远超成本
雾霾横行大江南北，上海松江死猪漂浮，血铅、血铬、镉大米……环境事件越来越多地引发社会关注。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赤字”逐年增大。“环境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发展问题。”杨朝飞说，应对环境问题有三种方式，一是先污染后治理，二是用停滞发展来保护环境，三是现在提倡的，要通过绿色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杨朝飞估算了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节能环保投资“十二五”时期为5.77万亿元，“十三五”达6.83万亿元；能源密集型和高排放行业减少的就业岗位，“十二五”为95.21万个，“十三五”为290.79万个，潜在的客观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
“但转型效益更加惊人。”杨朝飞说，“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降低能源成本分别为1.43万亿元和5.47万亿元，节能环保总产出分别为6.35万亿元和7.51万亿元，增加GDP分别为8.08万亿元和9.56万亿元，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分别为1058万个和1252万个。
（记者 汪训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夏美林：
中国60年走完欧洲150年城镇化进程
“未来16年里，中国城市新增人口等于美国的人口总量，或澳大利亚现有人口的15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代理国别主任夏美林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2011年12月，中国跨过了一个城镇化关键里程碑。“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全国城市人口超过50%。”夏美林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49年的11%增长到2000年的36%，现在已超过50%。然而，欧洲的城镇人口从12%到51%花了150年。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比将达70%。“中国的城镇化挑战与机遇并存，需加强国际间的南北、南南城市合作。”夏美林说，江西新余引进光伏、风力发电等节能减排企业，实现了工业城市向生态城市的转变；深圳通过广泛利用太阳能技术，在建筑节能领域有新突破。而在其他国家，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政府拆除和搬迁了市内所有工业项目，构建了城市废弃物处理系统，并有效保护了著名景点“黄金角”，让城市既优美又文艺；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新加坡反思其发展战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让新加坡转型成高层次知识密集型社会。“或许对中国人而言，最大的机遇是提前为涌入城市的人，建造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避免和其他国家一样，为巨额的城市改造成本而伤透脑筋。”夏美林坦言。 （记者 刘天纵）
中国旅游设计院院长郑建平：
以发展旅游扭转城乡对立
“‘十八大’提出‘美丽乡村’，表面看是审美问题，实际上是用新的资源观，重新认识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中国旅游设计院院长郑建平表示，城乡二元对立不仅表现在市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上，也表现在环境的差异上。
如何破解城乡二元对立？郑建平认为，发展旅游能有效改善乡村环境品质，让乡村成为城里人的审美对象和消费吸引力，改变过去只是用城市资金帮扶乡村提振农业生产这种单线条反哺方式，以扭转城乡二元对立结构，避免乡村的凋敝。
对于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劈山填湖、大办工业等行为，郑建平说，我国的山水资源90%都在乡村，人们去乡村是去深呼吸、体验民俗风情的，所以必须制止乡村过度城市化，避免乡镇按照城市模式进行简单粗暴开发。“未来，乡村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如何让人们记得住乡愁，又能赚到钱？郑建平说，之所以不赚钱，是因为产品产销不对路。丽江古城、九寨沟、香格里拉再远再偏，依旧人气高涨，乡村只有把自己变成一种稀缺的景观资源、文化资源，成为与繁华都市相互吸引的对象，才可能会发生神奇的转变。 （记者 刘天纵）
观点集萃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潘家华
武汉都有雾霾了，这值得我们警惕。我上世纪80年代曾在武汉工作过，当时东湖地区天蓝地绿水净，闲时常常绕湖骑车一周。如今东湖地区的环境容量已大不如前，也说明城市规划和产业发展选择方面，武汉仍需要改进。
国务院参事 徐锭明
城市化是人类改变地球的最大的人工工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放眼国内一些地方的城市化，脚步要放慢一点，只有慢工才能出细活。我们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子孙的地球
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 林凌
中国要走城镇化的道路，是无法回避的。城镇化本身是两方面的问题，它既是农村人口进城和整个城市文明的发展，同时又是农村文明的发展，既是新型的城镇化，同时又是农业的现代化。但是我们讲的、做的，往往都是只顾一面，而忽略另一面。
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廖元和
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和行业转型，这是正向流动。但城市资本下乡，是由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向收入比较低的区域，或者是劳动力生产率较低的农村转移，是逆向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用制度引导逆向流动。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 盛毅
城市是效率的产物，如果花很大精力建设小城镇，可能导致人口布局太分散，集聚效率不高，这样回头改造就很难。提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不意味着大中小城市同步发展，而是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建新城区，仍有必要性。
（记者 张茜 彭一苇 整理）
（本版摄影 记者 张鸿）
（作者：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