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人，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资料图）
从前221年并吞六国，混一天下，到前207年秦王子婴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皇帝的玺符，来到轵道旁，恭候刘邦的到来，前后不过十五年时间，一个强大的皇朝就解体了。明人杨慎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如电光石火般短暂，所谓“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吹剑之一吷，左蜗之一战，南槐之一梦也”(见《升庵集》卷七十)，这真是一个短命的皇朝。
而论及原因，汉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暴政。如陆贾称：秦朝任用刑法，不作变革，最终招致灭亡。贾谊在其名文《过秦论》中认为始皇是禁止文书的传播，推行酷烈的刑法，崇尚欺诈与暴力，轻视仁德与正义，以凶狠残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二世胡亥是刑法繁复严酷，吏治严峻苛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贾谊的观点也得到了司马迁的认同，因此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引其《过秦论》以为总评。晁错谴责始皇父子宫室的规模超过限度，贪婪的欲望没有极限。民力疲弊之极，赋敛却仍不加节制。他们还妄加赏赐以随顺其喜悦之意，妄加诛戮以快慰其愤怒之心。法令纷繁芜杂，刑罚残暴酷烈。二世皇帝更是亲自射杀行人，使天下寒心，不能安于其处。董仲舒批评始皇好用残暴冷酷的官吏，赋敛无度，竭尽百姓的财力，百姓四散逃亡，不得从耕作纺织之业，结果群盗四起。班固也指出，世俗传言说秦始皇开始推行暴政，到胡亥时发展到极致。
要知在两汉，出于不同的目的，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斥秦之残暴，痛恨之下，甚至不肯承认它作为一个皇朝而存在的事实。如扬雄在其《剧秦美新》一文中称之为“秦余”，也就是历史上多余的一个皇朝的意思。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把秦与新莽并举，称以前秦朝烧毁《诗》、《书》以确立其私议，现在王莽又借六经之事文饰其奸邪之言，正所谓殊途同归，就如同《易经》中所讲的无德而居于高位的亢龙一样断绝了气息。秦朝和新莽所得到的天命因为不是正统的帝王之命，因此也就如同非正色的紫色、非正声的蛙声一样，又如同岁月中由多余的日构成的闰年、闰月，不过是作为神圣的帝王驱除的对象而存在罢了。并且人们对秦朝也极尽嘲笑之能事。司马迁为此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指出学者们为所听到的事情所影响，见秦朝存在的历史短暂，便不肯认真考察探究其兴亡的原因，而都嘲笑它。
更有甚者为了贬低始皇，人们又杜撰了一个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典故。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称，秦庄襄王子楚早年在赵国为质子时，一方面由于秦国当时频繁地攻打赵国，因此赵国对子楚相当冷淡；另一方面由于子楚是秦昭王次子安国君的庶子，地位低贱，故而秦国也不甚关心子楚，结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很不得意。这期间秦国王室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却是秦昭王的太子在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时死了。要说这与子楚也没什么关系，然而想不到的是秦昭王没立其太子的儿子也就是其嫡孙为继承人，而是立了次子安国君为太子。父亲为太子，这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在子楚看来与自己关系也不大。因为尽管被安国君立为正夫人的爱姬华阳夫人无子，但子楚被立为安国君嫡嗣的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安国君的二十余个儿子中子楚排行居中，也就是说没有年龄优势；并且子楚远在国外，穷困不堪，纵是有心争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却从子楚这萧瑟的处境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是为谋取暴利，遂携重金投奔子楚，意欲通过光大子楚的门庭最终使自己飞黄腾达。吕不韦肯在安国君宠幸的人们身上投资，又兼其巧舌如簧，最终居然将子楚这个落魄王孙推上了安国君嫡嗣的位置。他为长保富贵，又设计把自己身边一个已经怀有身孕的绝色女子赵姬献给了子楚，以期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段达到长期掌控秦国的目的。这种手段被司马迁称为“钓奇”，也就是钓取奇货的意思。该女子到了子楚那里后，隐匿了已有身孕的事实，到“大期”时，生下了儿子嬴政，也就是始皇。
此论一出，再提起始皇，人们往往径以“吕政”名之。南宋人胡宏在其《皇王大纪》一书中称“吕政穷欲极凶”；朱熹在其《四书或问》一书中称：“史谓元帝牛姓，犹吕政之绍嬴统也。”王应麟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称：“至吕政而法令益苛，诗书尽废”。元人陈栎在其《历代通略》一书中称：“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嬴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胡一桂在其《史纂古今通要》一书中称：“吕政嗣位，犹冐嬴秦之姓”。明人凌迪知在其《氏族博考》一书中称：“况吕政受命，寄身不常”；王立道在其《具茨集》一书中称：“吕政纵并吞之谋”。清人秦蕙田在其《五礼通考》一书中认为，司马迁做《封禅书》“意在广陈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于三代常礼幸存一线于吕政者，反从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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