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上空的鹰——寻访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

　　代表作1

　　当年激战血洒武汉长空

　　75年来他们只留下一串名字

　　记者刘功虎

　　汉口有条陈怀民路，许多市民说得出陈怀民的事迹。1938年4月29日，22岁的陈怀民驾机遭到日军5架战斗机围攻，机身中弹起火，他扭转机身撞毁一架敌机，自己从3000米高空坠落，直插江心。

　　解放公园有座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长眠于此的15位苏联空军烈士与陈怀民一样，1938年在武汉空战中英勇抗敌，壮烈牺牲。

　　今天，帮助中国守护过抗战天空的美国“飞虎队”已经人所共知。而我们面对苏联空军志愿队时，面对的是大片空白。

　　纪念碑上只有15个名字和生卒年月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坐落在解放公园东北角。一座方锥形大理石纪念碑巍然矗立在草坪尽头。碑座四面镌刻着中苏两国国徽浮雕，碑身上的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用中俄两种文字铭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纪念碑墓志铭里这样记述：“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人民一道在反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创立了无数的英雄战略……顽强地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但细看墓碑及墓台上镌刻的字迹，供人缅怀的信息只有15位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大的终年33岁，小的年仅24岁。

　　常在解放公园跑步晨练的市民于汉明前些日子“误入”墓园，第一反应是惊讶：“哦，武汉抗战还有苏联人来帮过忙？”然后有些怀疑：“这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呢？”他试着上网搜索资料，但翻来覆去只有几篇文章，没有可感的苏军战士个人故事。

　　年近九旬的老人周绍馥是标准的“老汉口”，说起解放公园的一草一木如数家珍，对当年汉口跑马场的繁华景象记忆犹新。记者数度联系她，希望她谈谈这座墓园背后的故事。她托人带话：“我一点也不了解那些苏联士兵，没什么可说的。”

　　细节的缺失，让这座墓园显得有些突兀。

　　历史长河流逝很快。本就稀缺的资料，会不会很快湮没？

　　“没有他们，武汉的制空权早就不存在了”

　　当年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出击，对武汉意义何在？

　　早在1937年9月中旬，日本海军航空本部就秘密制订了空袭武汉三镇的详尽作战计划，企图瘫痪中国军队交通运输，为下一步从地面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当时中国空军主力在江浙一带作战，武汉的空防力量相当薄弱，在连续数月的空袭中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1937年9月26日，上海的《字林西报》刊发一篇路透社记者从汉口发出的专电，描述日军第一次空袭给武汉一个平民区造成的惨状：“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10 分钟，就看到抬过去120 多具伤残的躯体。……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的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

　　1938 年初，苏联空军志愿队陆续进驻南昌和武汉附近机场，使武汉的防空力量大为增强。在他们的协助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在1938年初的“二·一八”交锋中，取得11比5（击落战机的比例）的战绩。接着进行的两场较大型的空战，又以21比12和14比2的“战绩比”赢得了一边倒的胜利。

　　军史作家萨苏曾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上月下旬，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武汉保卫战中具有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武汉的制空权早就不存在了”。

　　我们要纪念的应该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今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发表演讲，提到重庆一对母子为来华抗战壮烈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守陵半个多世纪的事迹，引发世人对苏军烈士的关注。

　　事实上，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建成50多年来，政府和民间的拜祭活动从未间断。中苏关系风风雨雨，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一直得到了完好守护。

　　2010年11月15日，前来武汉出席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陪同下，向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今年5月14日，俄罗斯总统全权代表巴比奇访问湖北武汉，出席“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领导人”座谈会。当日下午，他在国务委员杨洁篪陪同下前往解放公园，向烈士墓敬献花圈。

　　“这些高层的参拜，气氛很肃穆，有礼仪卫兵，大花篮整齐摆放，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庄严感。”解放公园管理处柯吉祥主任说。

　　柯吉祥介绍，20多年来，省市大大小小的拜祭活动每年都有，其中不乏由主管副市长陪同的外籍官员参拜仪式。随着中俄关系日益深化，文化交流增多，俄罗斯民间人士也时不时前来祭拜、献花。很多个黄昏时分，他去公园巡视，常看到市民游客默立于墓台前，有的还躬身叩拜。

　　2008年，解放公园对墓园进行了修缮，次年俄罗斯有关方面又出资10万元人民币重修，碑身的大字重新描金，烈士姓名石也换成了大理石。

　　“与重庆那对母子类似，武汉民间也有不少市民，提了水桶和抹布，洒扫墓碑墓台，刮去一些顽固渍痕。”柯吉祥说。

　　但在亲历过武汉空战的九旬老人张良皋看来，对苏军烈士的纪念还应该更为深入。“他们把血洒在了武汉，遗体留在了他乡外国。这么多年了，我只要一想起这个就觉得有愧。我们要纪念的不是什么口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的功绩不逊于“飞虎队”，纪念规格却远逊

　　同是不远万里来援助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美国“飞虎队”在我国多地的纪念馆，无论是纪念形式还是规格，都远高于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墓园。

　　如湖南芷江的“飞虎队”纪念馆，外形是一座两架飞机型的环形建筑，馆内设4个展览大厅，以大量的珍贵文物、实物和照片再现“飞虎队”的各种英勇事迹和生活场景。其中的中美空军俱乐部旧址嵌有一块青石奠基石，建于1944年，为国家一级文物。展馆复原性建设了当年军官的宿舍，雕刻有很多有名有姓的军官和战士群像，还有陈纳德将军的单人塑像，给人直观的震撼力。这座纪念馆是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解放公园管理处柯吉祥主任介绍，同为纪念苏军，大连市旅顺口区的苏军烈士墓“阵容”也要强大得多，修建了紫色大理石砌成的拱形大门、纪念碑，墓地四周绕以围墙，还在1955年苏军撤离旅顺前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该塔目前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陵园总占地达4.8万平方米，1989年被列为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亲往拜谒。

　　而仅仅为了墓台上15位苏军烈士的姓名与生卒年月，解放公园就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四处搜寻。纪念墓直到去年8月才获评为武汉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没有完整的资料、可感的事迹，墓园除了肃穆庄重的气氛，还能以什么来取信于人？又何谈缅怀与教育？

　　各方期待尽早还原这段城市历史

　　据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设计师黄康宇先生的夫人蔡德庄回忆，当年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以及那些设计墓园的专家，都是抱着“流传久远”的心态来设计和建设解放公园里的苏军烈士墓，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这段历史的重要性。现在她有些担心，“流传久远”的预想可能落空。

　　“这是一段对城市意义很重大的历史，但目前的研究依然是空白”，中国现代史学会原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敖文蔚表示，研究者们应尽早发掘中苏原始史料，还原这段可歌可泣的城市史。

　　萨苏说，研究苏联空军志愿队，必须官方和民间双管齐下，补足这段空白的记载，“历史越是神秘，对于研究者和读者来说，越具有吸引力”。

　　俄罗斯驻华使馆武官卢秋科告诉本报记者，如今很多俄国人都希望了解自己的先辈在中国的详细故事，如何加入战争，如何具体作战，又为何牺牲，其间曾经发生过什么。要解答这些疑点，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努力。

　　市民于汉明则认为，单单是一块碑、一座墓，后面没有故事，没有内涵，就会显得很空洞，也就难怪人们在墓前空地上划黄线打羽毛球，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神圣庄严来自于内心的感动，来自对具体人、具体事的由衷敬畏。

　　“你们报纸要是能还原他们的血肉故事，我一定认真拜读。”

　　代表作2

　　五世同堂的家族出了三代飞行员

　　特派记者胡洁 发自莫斯科州奥金佐沃市

　　来到安娜外孙谢尔盖家时，当地一家电视台正采访安娜关于长寿的秘诀。这一天，孙辈们也正好回家团聚，最小的玄外孙女娜杰日达刚1岁半，与安娜年龄差了一个世纪。

　　听说记者一行从武汉来寻找苏联援华空军志愿者亲属，电视台的镜头转向我们，跟拍了我们对安娜的采访。

　　谢尔盖向我们透露了安娜长寿的秘诀：外祖父去世后，她重新投入工作，勤劳乐观，从未真正放弃过生活。

　　还记得70多年前他唱的那首歌

　　“他是我最亲最爱的人。高高的个子，褐色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是我心中最帅的男人。”说起菲利普，安娜的脸上焕发出光彩。

　　军事小城的生活难免单调枯燥。活泼的安娜喜欢吉他，兴致高的时候，这对年轻夫妇也会在家哼上几句，甚至对唱一首。但一场军中晚会，菲利普自告奋勇跑上台表演歌唱，仍让安娜大吃了一惊，“那大约是首乌克兰的革命歌曲，他的声音高昂洪亮”。虽已过去70多年，想起丈夫那日的出色的表现，安娜仍一脸自豪。

　　菲利普离开她的那个早晨，安娜永远记得。如同往常一样，丈夫和她一起吃完早餐，道别出门。她只知道丈夫这一次又要“出差”。“他还很年轻，从未上过战场。”

　　与以往出差不同的是，这一次丈夫离家了很久。直至几个月后，她收到一个丈夫寄来的包裹，“那是他在给我报平安”。

　　包裹中有一块给安娜的女士金表，一件给女儿佩戴的信物，和一封丈夫的亲笔信，“他说一切都好，一切顺利，让我不要担心”。这是丈夫给她留下的最后记忆。

　　女儿小时候系过的信物早已不见，金表也在困难年代当掉了，给女儿治病筹钱，如今只剩下丈夫的信件，留在老家书架最下层的格子里。在那里，安娜珍藏着丈夫所有的信件，及一张仅存的丈夫少尉军装照片。

　　丈夫牺牲后，她独自带大两岁的女儿

　　意外收到包裹后，安娜又失去了丈夫的消息。直至她被叫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国防部，她见到了一些同样远道而来的军人家属。“他们（指国防部官员）问我在家乡的生活情况和住房条件，还说给我一套在莫斯科的住房，房子会很好。”安娜拒绝了莫斯科的房子，因为家人和朋友都在克拉斯诺达尔。

　　“等我回到家，才收到丈夫的死讯”。说到这里，老人的眼泪直直地落了下来。“我不要房子，我也不要钱，我要的是丈夫。”

　　这时她还只有26岁，独自带着两岁的女儿，“我的生活，到这里就结束了。”

　　国防部寄来的阵亡通知书正式通知她，菲利普“因执行特定任务而牺牲”，并给予她每月100卢布的抚恤金。

　　抚恤金维持不了母女俩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住房，丈夫牺牲后，她与女儿只能挤在老房中，四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为了给女儿争取好一点的生活条件，她给国防部写信请求，要求那套曾经承诺补偿的房屋。

　　不过，房子的事一直都没有下落。战争接踵而来，生活也越过越艰难。伤痛过后，安娜从家中走出，找到一份银行会计的工作，自此重新融入社会，“靠自己去养活家庭”。而在她的外孙谢尔盖看来，安娜这份长达22年的工作，也让她直至老年依然保持了敏捷的思维和清晰的记忆。

　　关于丈夫，安娜依然未能探知更多的信息：他在哪里战斗，在哪里牺牲，又是为何献出了生命？

　　两年前才得知菲利普的墓碑在武汉

　　上个月17日，她刚刚度过了101岁的生日，但她的女儿让娜·菲利波夫娜已于两年前因病离世。

　　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是她的骄傲，更令她自豪的是，这个家庭继菲利普之后，又出了两代空军飞行员——第二个外孙伊戈尔·达诺夫·阿多里法维奇和他父亲。

　　“外祖父是家乡村子克雷洛夫斯卡亚村里的第一个飞行员，”伊戈尔告诉记者，爷爷老家村庄名字中“克雷洛夫”在俄语中也有“飞翔”的意思。

　　尽管有家人在军队服役，但寻找爷爷的信息仍异常艰难。直至1994年安娜移居沙赫特，她的证明文件上对菲利普牺牲的详情仍未明说，只称“执行特定任务而牺牲”。

　　两年前，谢尔盖才在网络上搜到关于南京和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墓碑情况，也正是从这些源自网络的照片和视频中，他们才终于得知菲利普的墓碑在武汉。

　　如今，当年这段秘密援华史已解密，谢尔盖也渐渐找到更多关于外祖父的信息，“当年他的假名与真名只差了一个字母”，他甚至查到，当年菲利普在中国还取了个姓陈的中国假名。

　　确定了外祖父的埋葬地和牺牲情况，谢尔盖与家人都已办好了护照，计划一定要去给外祖父扫墓，看一看墓碑和当年他战斗过的城市。“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历史。战争不应再发生，历史也不能再重演。”

　　当记者将“大美武汉”的画册送给安娜，邀请她与家人去武汉时，她认出了广阔的河流。外孙谢尔盖告诉她，这里正是外祖父当年战斗的地方，安娜点点头，她终于找到了丈夫的去向。

　　代表作3

　　大型寻亲栏目《等着我》播出武汉老人来信

　　俄国家电视台接力寻访苏军烈士

　　本报讯（记者胡洁）昨日一早，记者通过邮件获悉，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13日在大型寻亲栏目《等着我》中播出武汉老人张良皋的来信，呼吁国民提供75年前在汉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线索。这也是继《中国与俄罗斯》双语杂志、莫斯科州奥金佐沃市电视台和政府网站之后，又一家俄罗斯媒体关注本报“武汉上空的鹰——寻访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大型跨国寻访报道。

　　昨晚，记者联系上《等着我》栏目编辑伊莲娜。她介绍，该期节目于当地时间13日下午5时播出，总长度50分钟。寻访在汉牺牲苏军烈士的段落开始于第20分钟，长约2分53秒。

　　女主持人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舒克申娜首先朗读了张良皋的来信。张老是解放公园苏军烈士墓园设计者之一，记者8月赴俄寻访前夕，他把这封信郑重托付给记者。张老在信中回忆了少年时亲历苏联空军战士来华助战的场景及武汉苏军烈士纪念墓建设施工细节，期待《等着我》栏目和长江日报联手开展寻访活动。

　　随后，主持人宣读苏军烈士墓碑上15位烈士的姓名，呼吁观众积极提供寻访线索。节目画面中出现了武汉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和长江大桥。

　　作为俄国内收视率最高的一档大型寻亲栏目，《等着我》擅长搜集线索、寻找失散的亲人。本周，这期节目还将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播出。

　　“我们会密切关注寻亲的进展，也期望与长江日报一起，尽快将烈士后裔亲属汇聚到先辈战斗过的武汉，让两国民众重温历史和友谊。”伊莲娜告诉记者，届时他们会从莫斯科来到武汉，专门做一期跨国寻亲节目。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武官、俄国防部保卫祖国烈士纪念管理局驻中国代表达姆基诺夫表示：“通过国家电视台的播出平台，更多俄罗斯人将了解这段历史和两国传统友谊。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线索出现。”

　　今年8月中旬至9月3日，本报记者跨越俄罗斯半域疆土寻访，还原了3 位烈士真容：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古罗夫、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斯科尔尼亚科夫和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古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