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新华日报》诞生在武汉

　　图为：汉口民意一路《新华日报》旧址。寻常巷落，却是当年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源头。

　　民族危亡时刻，一张以笔作剑的报纸，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第一张《新华日报》诞生在武汉

　　湖北日报讯（文/图/本报记者胡弦 新华日报记者梅剑飞 万程鹏 本报记者李溪）“卖报卖报！新华日报！”

　　还记得这熟悉的报童声音吗？这响彻抗战救亡年代的声音，通过众多影视作品，已刻在几代人的脑海中。《新华日报》是抗战初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曾给予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极大鼓舞，吹响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号角。

　　鲜为人知的是，《新华日报》就诞生在武汉的一栋民居内，并在武汉会战的炮火中度过了一段光辉岁月。

　　炮火中的287期报纸

　　《新华日报》现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她的源起，也要从南京说起。

　　1937年，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当年10月，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团同南京政府反复交涉，争取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新华日报》的合法权利，并在南京筹备出版。后因日寇猖狂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新华日报》从11月下旬起向武汉撤退。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到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在武汉共出版了287期（5月2日曾休刊一天）。当时，报纸每天出4个版，印刷漂亮，内容丰富，不仅关注全国抗战，更传播国际反法西斯动态，是国人了解局势的重要窗口。

　　武汉布衣参事陈勇收藏有《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发行的所有报纸的影印本。他介绍，《新华日报》诞生时，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读着当年的报纸，仿佛能看到新华报人在炮火声中奋笔疾书、以笔作剑的岁月。在武汉抗战史中，《新华日报》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在武汉，《新华日报》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在创刊号《发刊词》中，她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抗战救国的立场：“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动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

　　记者翻阅资料看到，当天，头版报眼位置是一幅木刻版画，一个军人在振臂高呼，标题是：巩固团结，抗战到底。二版是国内新闻，以战况为主，有中央社的报道，也有本报专电。其中一篇重要文章是以专论形式发表的彭德怀演说词《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主要论述华北抗战的新形势、五个月来抗战的收获、抗战中遭遇严重失利的原因等。三版是国际新闻，同时有特派记者的战区通讯。四版是文艺副刊《团结》。

　　周恩来曾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据说，甫一发行，《新华日报》广受追捧，许多进步青年争相传看。

　　近30篇雄文号召“保卫大武汉”

　　为了保卫武汉这个抗敌重镇，《新华日报》在创刊后第三天发表了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对日寇进攻我国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作了周详分析。

　　此后，《新华日报》不遗余力地吹奏起保卫武汉的号角，连续发表了《保卫大武汉》《武汉——已经临到紧急关头》《抢救武汉必须真正动员民众》等社论近30篇。

　　陈勇较为推崇的一篇是《共产党员在保卫武汉中的责任》。文章写道：“愈是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当愈加表现他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定、勇敢艰苦的工作精神，不仅使他自己成为保卫武汉工作中一个最勇敢坚决艰苦的战斗员，而且以自己的热忱毅力和信心来推动和影响他周围的群众。”

　　武汉沦陷前夜，周恩来口述社论

　　随着日军逐步包围武汉，各级机关、工厂、学校纷纷西迁，《新华日报》一直坚守到最后。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夜，汉口秋雨淅沥。周恩来在报馆口述25日发表的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工人排印时，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冲锋在前，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能撤退。”

　　当晚，报馆大部分人员撤离汉口。25日，报馆地址已经变更为重庆苍坪街。事实上，当日，武汉、重庆出了两份内容不同的287期《新华日报》。可惜的是，在汉口编印的这份报纸没来得及出版，匆忙间印刷的那几张至今没有找到，也许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在重庆出版的首张报纸上，《新华日报》悲壮写道：“日寇猖狂不已，国家破碎更甚，但是我们炎黄子孙之斗志亦愈坚，我们决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皇，决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

　　毛泽东称赞“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虽只有10个月时间，但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积极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战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应有的舆论作用。

　　后来，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一年来，《新华日报》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坦白地反映了全中国同胞的意志，坚定地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称赞说：“我们的《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寻访

　　深藏在汉口老里分的旧报址

　　汉口民意一路85号，名为“大陆里”，一栋上世纪初修建的老里分。走进去，不过是寻常人家，每户门口都种着花草。鲜有人知，这里曾是第一张《新华日报》诞生的地方。

　　据陈勇介绍，《新华日报》在武汉共有三个地址，目前只有大陆里4—9号保存完好，其他已被拆除或无法考证。

　　记者看到，大陆里4—9号是两栋长长的二层小楼，总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每个门洞皆类似上海石库门，以麻石砌筑，进门处是天井，有两层楼，砖木结构，当年分别为编辑部、印刷厂和工作人员宿舍。

　　据考证，这些房子修建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坐北朝南，采光明亮，通风顺畅，冬暖夏凉，丝毫不逊于当年大上海的建筑。《新华日报》来此办公时，房龄约10年。

　　如今，这里变成了居民住宅，也是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周围喧闹的高楼大厦中，它墙影斑驳，失去了旧时光彩。

　　巷子深处，70岁的陈杰婆婆正在扫地，她在这里住了25年。“听人说过，周恩来当年在这里办公，所以这个房子没让拆。”她说，自己刚搬进来时，这里保存完好，依然算是比较有档次的房子。另一位婆婆指着4号一楼天井边的一个屋子说：“我知道周总理以前在这里开过会。”

　　记者走进房内，进门处地面印着花纹，木制楼梯踏上去嘎吱作响，拐角的扶手处，已磨出厚厚一层包浆。“想想看，也许当年周恩来就在此停留过，思考过危难中国未来的出路。”同行的武汉布衣参事陈勇说。

　　往事

　　敌机轰炸下争分夺秒出报纸

　　1938年7月26日，为纪念八路军抗战一周年，《新华日报》武汉全体报人合影。从这张旧照看，当时报社约有工作人员80余人，人人斗志昂扬。

　　1938年3月进入《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的戈宝权曾回忆，那时候，新华日报的社址是设在府西一路（今民意一路）的大陆里的里弄房子里。临街是营业部，后面是印刷部，里弄内另有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是编辑部。随着日寇的轰炸和进攻，后来不得不搬到汉口市中心的界限路去，在那里租了一所三层楼房，楼下筑有避弹室，楼上是编辑部。“我们就在敌机轰炸和房屋拥挤的条件之下编辑和出版报纸。”

　　据当时工作人员回忆，报社每个人身上的担子极为繁重，但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饴。例如编辑和原仅负责取送稿件的交通员，在本职工作完成后，还不下班，自愿守候在浇版房，将刚浇好的滚烫的铅版，一块一块地送到印刷机前，与印报工友密切合作，争分夺秒地保证报纸出版。

　　汉口的肖正荣老人说，他的父亲肖光海当时在汉阳老兵工厂做钳工，工资40多元，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即便如此，每月总是要留出1元订《新华日报》。因为这份报纸讲真话，道理正，提出的是救国救民的主张，文字通俗易懂。

　　肖正荣回忆，正由于父亲订着新华日报，下班吃完晚饭后，许多工友常到家门前，搬个小凳坐下，泡上一碗茶，讨论报上刊登的抗日局势，谈论工人的出路等，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

　　后来，汉阳兵工厂奉令搬到重庆江北，肖家也跟着搬走。到了重庆，生活更加艰难，父亲仍然坚持订《新华日报》。时局动荡，肖正荣流落到昆明，成为《新华日报》在昆明分销处的一名报差。他说：“抗战时期，我在生活上饱受折磨，也是《新华日报》，引导我走上人生的正确道路。”

图为：李鉴秋烈士遗照

图为：李鉴秋的孙女们

　　先驱

　　乘“新升隆”号轮船撤离途中遭空袭

　　武汉籍报人李鉴秋等16人牺牲

　　1938年10月22日，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一批工作人员，乘“新升隆”号轮船撤离，西上重庆。次日，轮船不幸遭日机轰炸，《新华日报》16位同志不幸遇难。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武汉的排字工人李鉴秋。近日，记者采访了他的三位孙女。

　　别人都喊他“傲子”

　　李鉴秋出生于1910年，是个孤儿，被一个姓李的汉口码头工人收养。因家贫，少年即外出打工，做过各种社会底层工作，为人心直口快，喜欢结交朋友，后参加革命。

　　抗战前，李鉴秋在南京青年印刷所任领班，1938年经人介绍进《新华日报》任排字房工人，他熟练操作，保证了每日晚7时出版。当时工友回忆，李鉴秋堪称模范工人，他常说：“只要我们继续不断地要求进步，出版时间还可以提早。”果然，在最后武汉危急关头，工作人员虽然减少，但《新华日报》还能保持晚7时出版，有时甚至提前。

　　在生活中，李鉴秋很能干，别人都喊他“傲子”（武汉方言，意为很能干），连毛衣都会织，家里各种工具都有。

　　1938年10月，李鉴秋离家后，再也没回来，留下妻子和只有6岁的儿子。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只得改嫁一赵姓男子，为报恩，这个6岁的孩子改名为赵唤民。李鉴秋的孙女赵治平介绍了这段过往。

　　为保护印刷机器与船同沉

　　当时，李鉴秋与同仁乘坐的“新升隆”轮船，是共产党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用的，吨位很小，载有约100人，还装有印刷器材、纸张，已显得很拥挤。将要开船时，又有几十位难民要求搭船离汉，“新升隆”搭载了他们。

　　1938年10月23日上午9时许，船行到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现属洪湖市）。为躲避日机轰炸靠岸，除留少数值班人员外，其余全部上岸，等天黑后再开船。“爷爷不放心印刷机器，因此留在船上，然而悲剧发生了。”李鉴秋的孙女赵治宏流着泪说。

　　那天下午3时许，4架日军飞机突然飞临上空，连投几枚炸弹，有一枚投中轮船，前舱立即起火。敌机又轮番用机枪扫射二三十分钟。“新升隆”轮船被炸，在火焰中逐渐下沉。《新华日报》有潘美年、李密林、李鉴秋等16位同志，八路军办事处有9位同志，以及船员和难民有50余人，遇难牺牲。

　　一段等待打捞的新闻史

　　赵治宏回忆，爷爷到底去了哪里，一直是父亲的心结。直至上世纪70年代，从一位幸存者口中得知了实情。“时隔40多年才知道，我们的亲生爷爷是革命烈士。”“得知身世后，全家人每年清明节都去洪湖给爷爷扫墓，父亲把爷爷生平资料搜集整理好，让后人铭记。去年，父亲去世前说，要把骨灰撒在长江中。虽没有讲原因，我们也能猜到，是要追寻爷爷而去。”赵治宏说，父亲也说过，要打捞船，亲眼看看那艘曾经载过爷爷的船是什么模样。

　　据陈勇考证，“新升隆”号还在江底。数年来，他一直在呼吁打捞“新升隆”号。“‘新升隆’见证了共产党人在武汉抗战中的壮烈牺牲和威武不屈，打捞它，就是打捞一段抗战史，也是打捞一段中国新闻史。”陈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