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知名指挥家郑小瑛，这样描述自己对天津大剧院的观感：“满怀羡慕，甚至嫉妒。”
过去3年里，每年度“中国最重要演出”中，都会出现这家突然冒出来的剧院的名字。今年5月，天津人在家门口欣赏了波兰戏剧大师克里斯蒂安·陆帕的新作《伐木》，两个月后，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观众们才等到它。
2013年，天津大剧院在国内首次排演歌剧的“稀有品种”《蓝胡子公爵的城堡》，96岁的周小燕和86岁的郭淑珍分别从上海和北京赶来观摩，歌剧泰斗“南周北郭”在此相逢，传为佳话。
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自信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天津是中国屈指可数“有歌剧的城市”之一。天津的演出手册，拿到纽约、马德里也不逊色。
政府补贴、降低票价
对天津来说，歌剧其实算是“回归”。改革开放之初，郑小瑛指挥中央歌剧院在天津连演40场歌剧《茶花女》，创造了一项令人津津乐道的纪录。
30多年后，年过八旬的郑小瑛重返津门舞台，夜访当年演出旧址，被天津人的热情“烤得难以入眠”。
在一场讲座中，她对天津人说：“非常羡慕你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一部部世界著名歌剧。”
如同这座特大城市的主政者当初设想的那样，天津大剧院连同隔壁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阳光乐园等组成的占地9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群，作为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文化设施，自2012年落成以来，日益发挥出“城市客厅”的功能。
“客厅”的中央是约10公顷的人工湖，湖内的喷泉会定时随着中外名曲“起舞”。
选在寸土寸金的地段，造价140亿元，花了3年时间修建，这个“客厅”的名字听起来就不赚钱——天津文化中心。
钱程对此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到一定程度时，对精神产品的追求是必然的。
为了对外界说明其定位，天津大剧院在官网上形容，文化中心之于天津，就像中央公园之于纽约，海德公园之于伦敦。
开工之前，天津文化中心的规划设计方案，曾与整个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一起，在当地居民中反复征求意见。天津市委、市政府多次强调，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世纪工程、民心工程”。
迁入新馆的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对记者说，文化中心是最大的惠民工程。
除了馆舍条件提升，天津博物馆的展览也升级了。以前一个展览投入十几万元就很可观，现在大展可达上百万元。陈卓形容，做专题展，展示的是一个个“点”，现在有能力做主题展，“由点及线”。
究其原因，他解释，每年凭借举办高端展览，天津博物馆就可获得市政府补贴300万元。
为了让更多人走入剧场和展馆，2013年，天津市财政设立1500万元专项经费，支持高端演出、展览及公益文化普及活动。第二年，经费增至2500万元。
对天津大剧院来说，补贴不是财政直接“输血”，而是补贴票价。假设观众掏300元买一张票，价值实为600元，市财政负担了另一半。票卖得越好，补贴越多。市政府还要求，补贴的演出，票价300元以下的座位不得少于全场的一半。
钱程对记者说，原本天津高端演出的票价就只有北京和上海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政府补贴、降低票价”的方式，更是培育了市场。
第一批享受“高端补贴”的演出，是201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和《天鹅湖》。“世界第一白天鹅”乌里安娜·洛帕金娜降临天津大剧院，有人甚至从伦敦坐飞机来追星。
相比之下，天津人邂逅巨星的成本低了很多：300元内低价票占到53%，门票几天内售罄，座无虚席。
同一政策下，天津人还以最低90元的票价聆听了另一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的音乐会。祖宾·梅塔事后表示，此前他不知道天津，来之前还在揣测这是一个怎样的城市、观众是否能够接受。演出后，他觉得自己每年都应该来。
连成片的场馆改变了城市的文化面貌和欣赏习惯
天津大剧院开幕后第一次出现“站票”，是2013年中秋节，郑小瑛指挥的“但愿人长久——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丁建华、乔榛、方明、肖雄、濮存昕、迪里拜尔等艺术家参演，门票售空后，不得不临时启用乐池内的加座，增加的210张票在几小时内又被抢光。
亲历了天津文化中心从建设到运行的一位官员对记者感慨，连成片的各个场馆，改变了城市的文化面貌和欣赏习惯。
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记得，2012年开馆之初从中国美术馆借来一批馆藏展出，他正为朋友讲解时，一位天津大爷走过来，指着一幅抽象派作品气愤地说：“我就不理解这个，你们美术馆建得这么好，干嘛要展出这样的作品，我感觉我孙子也能画这样的画！”
一批观众围了上来。众目睽睽下，马驰对那位大爷作了一番解释。他表示，今天展出这样的作品，就是“为了到您孙子这辈不再提出这样的问题”。
天津美术馆正在尝试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前卫的，另一条则是大众的，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美术教育，提高城市的审美。
两年间，天津美术馆举办过100多期美术讲堂。副馆长卢永琇观察到听众构成的变化。由于公益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听众起初以老年人为主。现在，中青年面孔已经很多，并且已有一些熟脸。这些人不管有无展览，都会定期到美术馆来。
“铁杆”观众们自己组织推广美术展，并组成志愿者团队，提供引导、讲解等服务。常年服务的志愿者有两三百人，其中有公务员，有大学生，也有全职主妇。一位志愿者每周到几十公里外的天津美术馆服务，朋友不理解她“自搭油钱”的举动，她回答，自己喜欢到这里接受熏陶。
与之类似，把光线充沛、书香氤氲的天津图书馆作为书房，成为很多人的新习惯。
尽管当今的阅读方式经历巨变，但天津图书馆统计发现，数字化读者和到馆读者的数量都在上升，借阅量也同步增长。
作为天津市的一项惠民工程，2014年，天津市区的公共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到2016年所有公共图书馆都将实现。
馆员们经常看到，开馆时间未到，观众就已自觉绕馆排成长队，大年初一也是如此。
曾有一次，由于图书馆门口聚集人数过多，一位路过的副市长以为发生了大事，询问后才放心——那是人们在领取“公益文化消费券”。
为了鼓励公众参与文化活动，天津文化中心管理办公室统一印制了“公益文化消费券”，免费发放，实则政府埋单。天津市委、市政府希望，这里不仅是高雅艺术展示中心，也应该是文化艺术普及中心。
在财政补贴下，天津文化中心各场馆平均每天举办超过两场公益性文化普及活动，2014年举办“天津文化大讲坛”、“海河大讲堂”等活动890多场，比上一年度增加200多场。
“更美好的可能”
其实，天津的高端演出票房仍与北京、上海相去甚远。钱程率领的北京驱动文化传媒公司，作为天津大剧院的运营商，至今没有盈利。经审计，该公司3年赔了1600多万元。
2014年，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空前绝后”派出豪华阵容，在天津大剧院连演6场史诗歌剧《战争与和平》，舞台上的演员就有600多人，成本高昂。算上政府的票价补贴，仍赔了300万元。
钱程一边心疼，一边觉得“过瘾”。到国外谈合作，内行一看这是做过《战争与和平》的剧院，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他当这是打国际广告，为天津大剧院，也为天津。
市场正在变化，不仅表现为铁杆观众的增加。剧院开业时，天津人还没有歌剧欣赏的习惯，迟到者无法忍受等待，在门外吵翻了天，甚至影响到演出的进行。
如此狼狈的场面已不再有，穿着西装、礼服的观众也出现了。陆帕的《伐木》演了近5个小时，到次日凌晨，仍有200多名观众留下与主创交流。
钱程说，天津在经济增速上保持了多年的领跑位置，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他的目标人群也会越来越大。他在等待市场的升温。
这几年来，不只一位天津市领导曾被发现藏身于大剧院观众席的角落里。他们欣赏演出，也从这座恢弘的剧院里打量城市的文化氛围。
投资近16亿元的剧院落成后，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力主打破建一个文化设施、组一个文化单位的传统方式，在市场上遴选专业团队“委托运营”。
经过招投标，委托经营权最后交给了钱程领导的这家从北京来的民营企业。有人提出，怎么可以交给民营企业，放心吗？这样大的国有文化设施，从无先例。
对此，黄兴国曾表态，16亿元的国有资产交给民营企业运营，这是“最大信任”。
钱程对记者说，全国建了不少豪华剧院，但很多就像没装引擎的奔驰、宝马，他正在做的是给没有生命的建筑注入灵魂。
经过3年探索，他对剧院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他希望，天津大剧院成为一座像马林斯基剧院那样的生产型剧院，每年都要创作一部原创剧目，把它卖到各地。
2015年天津大剧院演出季，钱程定了一个主题：“更美好的可能。”
本报天津10月18日电
（作者： 编辑：周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