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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几点理解

发布时间:2014-06-10 06:51:09来源:SRC-13

  湖北日报讯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陶德麟

  “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和根本意义的问题。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深入研讨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发展,新情况在出现,新经验在积累,我们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更新。二是因为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交流对话的必要。我想说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要准确地提出问题。成功的理论的第一个标识就是问题提得好,不是伪问题或无意义的问题。普列汉诺夫说得对: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识就是善于提问题。列宁也借用别人的一句话讽刺过不善于提问题的人: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回答的多十倍。毛泽东说过,如果不与中国实际联系,不用考虑中国的需要,再好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办法是思想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使整天生活在中国也看不清中国,提不出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马克思的书不可能写到在中国如何干革命、搞建设的具体方案,从书里是提不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吃透中国的实际,才有可能准确地提出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当年领导整风,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因为要扫除贯彻这个根本原则的障碍。我们一路走来,虽然曲曲折折,但终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这来之不易,我们要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理论界为阐发这个道理已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但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值得注意,就是把眼睛盯住西方学者的足迹,老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转,别人提什么问题我们就研究什么问题,别人“热”什么我们也“热”什么,对中国自己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反而不感兴趣,甚至视而不见。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研究问题,可以说一出发就走岔了道,往往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一些对中国并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上,结果是劳而无功,起码也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我绝不是说外国人提的问题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应该一概不予理睬。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实际就包括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了解外国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我强调的是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不要邯郸学步,而是要把中国自己的实践作为提出问题的活水源头,经过科学的抽象,从发展着的中国实践中准确地提炼出对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来。有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抽象程度很高,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往往要通过许多中间环节才能显示出来,但只要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中国的实践,也同样有重要意义。能提出一个好问题,即使一时还没有解决,也为解决问题开了个好头,也是一个贡献。

  第二,要自主地研究问题。提出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也只能靠我们自己。道理很简单:外国人没有中国实践的切身经验,也没有受过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的事情无论掌握多少材料,也只能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一知半解,而不可能有深刻的把握,提出真知灼见。即使是对中国友好的学者也无法避免这个弱点,更何况有些人还怀着偏见。事实上,中国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是外国人解决的,正如外国的问题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解决的一样。我们有的学者似乎总认为西方学者比我们高明得多,先进得多,他们的见解才代表“国际水平”,甚至认为可以照搬到中国来,还美其名为与国际接轨。有的中国论著其实是西方观点的变相的中译本。有的刊物还奉行一种评价标准,认为只有西方学者的见解才有“国际水平”,甚至要求投稿者必须把自己的见解纳入西方的理论框架才能发表。这是一种自我矮化的病态心理的表现,完全违背了实践是理论的最终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也忘记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外国学者的见解当然必须研究,合理的也必须借鉴和吸收,“拿来”为我所用。但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自己的“坐标”,不要把外国人的看法奉为圭臬,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这不是盲目自大,更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有科学根据的民族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受到举世瞩目的重视,连反对者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正因为它是中国人特有的科学创新。如果我们没有自主的研究,只是把别人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搬来,就谈不上创新,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为世界文明宝库增添新的财富。

  第三,要大力改进文风。文章应当有作者自己的风格,应该千姿百态而不是千人一面。但文章是思想的载体,是写给别人看的,总应该词能达意,让读者看得懂。现在有的文章道理并不深刻,却故弄玄虚,写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不知所云,很像是“用汉字写的洋文”,似乎不这样就不能显示“学术水平”,不像“理论”。这也是一种病态。这种毛病在年轻人特别是博士生当中似乎很突出,而且有蔓延之势,我以为需要引导和纠正。文风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掌握群众、发挥作用的大问题。黑格尔力求让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明白晓畅的语言讲清深刻的道理,让具备了必要知识的读者理解作者在想什么,说什么。我不是说外国的语词和表达方式一概不能用,这需要具体分析;也不是说要把理论文章都写成快板书和顺口溜。此外,有的文章虽然并不难懂,可是空话套话太多,言之无物,这样的文章群众也不会欢迎,这种文风也应当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