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武汉7月22日电（记者禹伟良、程远州）土坯房已成危房，从半山腰下来要走一公里羊肠小道，就这样邢登武也不肯搬家，“没地可种还叫啥农民？”
在配套设施齐全的湖北省房县窑淮镇三岔村金沟集中安置点，邢登武一家眼下住着75平方米的新房。地没了，可加入了特色养殖专业合作社，去年仅土猪就卖了8400元，“房子政府盖，出门一脚平，干啥都方便，比以前种地挣钱多多了。”邢登武笑着说道。
“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易地扶贫搬迁是新一轮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最受贫困群众欢迎，也最考验各地攻坚能力。
“十三五”期间，湖北计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30.63万户、97.79万人，约占全国总搬迁户数和人口的1/10。“着力在精准施策上下功夫，防止急功近利、层层加码，防止形式主义、‘数字脱贫’‘算账脱贫’！”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态度鲜明，坚持求真务实，确保脱贫攻坚工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
“贫困户易地搬迁是脱贫的搬迁，不是一步达到小康的搬迁”，湖北坚持保障基本、量力而行，合理确定建设标准，防止贫困户因搬迁举债增贫。政府严守“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的红线实施“交钥匙工程”，房子竣工验收后直接分配给建档立卡贫困户。
“硬杠杠”不通融，但管长远有伏笔：不少地方，建一层楼的房屋，下三层楼深的地基脚，方便群众脱贫后加盖房子。
面对平均每年搬迁近20万人的硬仗，湖北注重把握好快与慢的辩证法。一方面，该快的“马上办”。对于搬迁规划、建设、工程招投标等相关手续，坚持“要件齐全、程序简化”的原则，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另一方面，该慢的下足“绣花”功夫。为确保把易地扶贫搬迁的“帽子”戴在该戴的贫困户头上，湖北对标“精准”严格识别。去年，湖北自加压力先行先试精准识别大审计、大整改、大核查——省审计厅组织对全省94个县（市、区）贫困对象精准性展开全覆盖审计；针对审计发现问题，全省动员近20万名基层干部和驻村干部，历时两个月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纠偏。同时，密集出台《贫困人口识别负面清单》等制度办法，杜绝违规识别、监管缺位、数据造假的制度空间。
针对搬迁户心存“住着新房子、过着苦日子”的担忧，湖北坚持“挪穷窝”与“拔穷根”并举，不搞一建了之、一搬了之。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必须践行这一责任担当。”不久前，两场风暴在全省接踵而起：一个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一个是扶贫成效考核反馈问题的全面整改，它们都在倒逼各地以“零容忍”的态度，对扶贫搬迁工作中残留的问题露头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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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小的房子，老百姓养牛放羊的怎能住得下？”
“搬出去连田都没得种，大伙儿怎养活？”
……
乍一听要搞易地扶贫搬迁，一些县乡干部和群众“炸了锅”。
“依靠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是‘五个一批’扶贫工程中政策性最强、标准最高的，也是情况最为复杂、难度最大的。”湖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丁凡璋说，湖北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将97.7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离“穷窝”，占全国总搬迁人口的1/10。
既要完成“军令状”，又要向群众交上满意账，易地扶贫搬迁这场硬仗，将检验出怎样的“湖北作为”？
防止“搬富不搬穷”
严守红线，政府统配交钥匙，不让贫困户举债搬迁增贫
2011年到2014年，湖北全省共完成扶贫搬迁42795户、171180人，广大群众“搬”出贫困。但尴尬也不是没有。“3年多前现场走访发现，扶贫搬迁户建一栋100平方米、标准不高、经济适用的一层半准楼房，每平方米造价至少500元，总共需5万余元，而省里确定的扶贫搬迁补助标准是人均6000元，农户需自筹大笔资金。”不少扶贫干部坦言，因为有的贫困户负担不起搬迁成本而出现“搬富不搬穷”的问题。
丁凡璋说，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人均国家投入标准（含基础设施费用）高达6万元，是以往人均投入的几倍；瞄准的对象要求聚焦聚焦再聚焦，直指“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确保把易地扶贫搬迁的“帽子”戴在该戴的贫困户头上，湖北既用巧劲，也用韧劲。去年，自加压力先行先试精准识别大审计，通过大数据比对，剔除了有房、有车、有公职人员等。为此，全省动员近20万名基层干部和驻村干部，历时两个月。
除了精准识别搬迁对象“史上最严”，这次扶贫搬迁，还有一个“史上最严”的硬杠杠，即人均住房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
“易地扶贫搬迁建的是扶贫房，不是一步到小康的富裕房，要坚决防止举债建房，因搬迁增贫。”丁凡璋称，湖北严令整改，一把尺子量到底。
按照“保基本、保安全”的原则，在湖北，无论是集中安置，还是分散安置，均由政府统一建设，实施“交钥匙工程”。进城入镇购房安置的，严格控制贫困户向他人借款购房，严禁向商业银行贷款购房。
“既要严守面积红线，又要让群众住得下、有盼头，这真要‘螺蛳壳里做道场’。”湖北省易迁办综合组组长李庆功说，按每平方米800元左右掌握成本，各地因地制宜，建好房子。
穿行在十堰的秦巴山区，一座座崭新的庸派特色民居，依山就势、随湾就片，美如画卷。“我们坚持统筹有效用好宝贵的扶贫资金和资源，不在没有规划的地方建房，不建没有规划的房子，让贫困群众既有新房又有新村。”十堰市副市长赵哲说。
近日，湖北省易迁办组织了10个督查组，分赴39个县市区，针对搬迁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抽查。李庆功称，目前尚未发现存在严重工程质量问题。
避免“住着新房子、过着苦日子”
同步规划，因户施策，防止产业扶贫盲目跟风
“有了稳定的收入，总算熬出来了！”谈到搬迁后的生活，正在郧西县恒达扫帚加工基地扎制扫帚的王申洪长舒了口气。今年3月底，就在山上3间土坯房快要垮塌的时候，王申洪一家搬到了观音镇黄土梁村集中安置点，加入了安置点对面的恒达扫帚专业合作社。“种了两亩半铁扫帚（长冬草），合作社回收，连秆带籽能卖13000元，再加上农闲时候在基地打工，一天70元工钱，算起来一年纯收入能有15000元。”王申洪说。
合作社副会长汪令霞介绍，该合作社是郧西县残疾人扶贫就业基地，常年有60多名残疾人在此务工。“来厂工作三百天，平均收入两万元”，合作社的墙上，写着这条标语。这个去年产值超2000万元的合作社成了当地易地扶贫搬迁的配套产业，制作扫帚的长冬草也变成了搬迁户的“脱贫草”。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为避免搬迁户“住着新房子、过着苦日子”，湖北各地注重后扶产业前置，坚持“一户一策”、一个安置点一个主导产业（企业或者合作社）。
“我们这儿现在是生态观光旅游区，生活可不比市区差！”在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路街马家河村，47岁的李德坤坐在轮椅上感叹，从4公里外的山沟里搬到安置小区后，妻子做了小区里的保洁员，儿子成了附近秦巴生态植物园的工人，三口人一年收入5万多元。
“常年有60多名村民在植物园务工，人均月工资3000元以上，依托生态产业，村里已经有14家农家乐。”村支书陈宗国介绍，当地围绕生态旅游，去年实现了脱贫出列。
茅箭区委书记周庆荣介绍，“旅游+扶贫”的模式贯穿于全区易地扶贫搬迁全过程，目前40%以上的易迁户有望通过城郊体验式旅游产业带动实现脱贫。
“我们探索后扶产业前置，是将扶持资金、政策给企业、大户、合作社，打通贫困户与这些市场主体间的利益连接通道，让市场主体寻找商机，帮助贫困户承担风险。”在五峰仁和坪镇仁和坪安置点，镇长王田甜介绍，镇里用产业扶持资金扶持袋料香菇专业合作社，建起了香菇大棚。每个搬迁户管理一个大棚，每年稳定收入5000元以上。
对于用来发展产业的无息贴息贷款，很多搬迁户“不想贷、不敢贷，贷了也不知道如何用”，对此，红安县推行贫困户以5万元贷款入股市场主体，约定按8%比例保底分红，仅此一项每年每户增收4000元。
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培植产业难度可想而知。郧西县另辟蹊径，积极放大粤郧精准脱贫劳务协作试点效应，强化输出前、就业中、就业后全程服务，实现了“输出一人、脱贫一人”的目标。
不能“人住进新房了、心还在山沟沟里”
内外兼修，加快精神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在竹山县溢水镇小东川集中安置点，71岁的王会员坐在新房客厅里，喝着今年的新茶，和记者拉起了家常。几天前，他因哮喘病去镇医院检查了身体。
王会员一家三口去年底从15公里外深山里的三圣村搬来，搬家时王会员亲手推倒了山上的两间半土坯房。王会员说，建土坯房时，他摔伤了腰，因为没钱，也因为离医院远，硬是没去看病，腰疼的毛病至今未愈。“哪里想得到，临到老了，政府白给房子住，看病、打工都要方便很多。”
“搬迁脱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的信心重建工程。”十堰市扶贫办主任彭文军说，要将易地扶贫搬迁与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将外部多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紧密结合，助力搬迁户生产生活方式转型，“避免人住进新房了，心还在山沟沟里”。
这样的“良苦用心”，在小东川触手可感。这里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置了苦桃河库区、金柏松边远山区10个村共120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安置房的对面，是潘口水库以及高速公路项目的移民新居。“群众搬进来，服务跟上来，基础配套加快推进，这里将崛起一座新兴集镇。”溢水镇党委书记罗显锋所言非虚，小东川所处的竹房城镇一带，7年前就已纳入全省战略大格局，经过几年建设，20万农民有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市民化转变。
而让王会员暖心的是，搭车城镇化“插花安置”，政府还特别注意避免贫困群体集中单列，防止被贴上“贫民区”的标签，千方百计提升他们的精气神。
从秦巴山区到武陵山区，从大别山区到幕阜山区，一项项微制度，意味深长。
从推进贫困群众全程参与扶贫项目到开展“十星级文明户”“五好模范”评选，从加强教育扶贫到加强健康扶贫，湖北注重扶志气、扶道德、扶文化，激发内生动力，切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作者： 编辑：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