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诗歌界的巨人奥登，于1938年3月和4月两次来到武汉，在这里写出《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中的一篇。陪他一道来华的，是英国剧作家衣修伍德。两人将这次中国之行，写成《战地行纪》一书，1939年出版。

　　■奥登的影像记录

　　奥登与衣修伍德第二次到汉口时，于1938年4月24日下午，参观了位于郊区的汉口电影制片厂，这是当时战时中国最大的电影机构。图片描述的是他们正在拍摄的一个上海“敢死营”的故事，名为《战斗到底》(奥登摄)

　　1938年的武汉，给奥登留下怎样的回忆?他在此经历过什么?日前，记者采访多位奥登研究者，他们讲述了奥登在武汉的故事。他们认为，武汉之行，使奥登的诗歌创作走向成熟。而《战地行纪》一书的出版，引得欧洲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大雪中抵达武汉

　　奥登这样描述他对武汉的第一印象：“这就是战时中国的真正首都。各色人等都住在这个城市里——蒋介石、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周恩来;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外国海军军官们，幸运的士兵，飞行员，传教士，间谍。这里隐藏着的所有线索，足以让一个专家去预测今后50年的事件，只要他能发现它们的话。历史渐渐厌倦了上海，对巴塞罗那也不耐烦，已将其变幻莫测的兴趣投向了汉口。”

　　来中国前，30岁的奥登已是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作家、《战地行纪》中文版译者马鸣谦介绍，上世纪30年代，奥登凭一部《奥登诗集》，成为英语新诗的代表，引领了“奥登一代”的风潮。

　　1937年，他与衣修伍德共赴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发表长诗《西班牙》，声名远播。出版社趁热打铁，邀请两人去往亚洲某国，写一本诗歌、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读物”。当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会说中文”，“对远东情形只从书籍报章上了解个大概”的奥登，选择了中国。

　　“奥登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宁可在这个时候去汉口，也不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衣修伍德在书中记述，1938年1月两人从英国伦敦出发，辗转香港、广州等地，3月8日一早，到达武汉。

　　3月的武汉，一场强劲的暴风雪来袭，奥登和他走出车站时，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台阶结了冰，长江浊浪翻滚。他们住进了汉口的英国领事馆。第二天，他们出席了国民党宣传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奥登遇到了同船来华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和荷兰摄影师弗恩豪特。“当时，外媒记者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让奥登感到惊奇。”马鸣谦说，外媒如此密集地实地报道中国，对双方来说都是史上绝无仅有。

　　为中国士兵写诗

　　在汉口，奥登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宋美龄带着“看起来很文雅，甚至有点害羞”的蒋介石走到阳台上，两人手挽手，摆了个姿势，让奥登照相。镜头下，蒋介石体态僵硬，奥登后来描述，“看上去就像个乡村医生”。

　　在武汉待了10来天，奥登北上去了郑州、西安等地。他想离战争前线更近。1个多月后，4月20日，奥登返回汉口。

　　第二天，武汉文艺界在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为两人举办招待会。杭立武主持，剧作家田汉、洪深，冯玉祥等人到场。田汉为了表达对两位的欢迎，专门赋诗一首。奥登则回应了前一晚写好的一首十四行诗，献给殉国的中国士兵。这首诗是他在中国旅行期间写下的唯一作品。

　　奥登在诗中写道，“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能有人烟。”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章绍嗣描述，一向深沉的洪深听完奥登的朗诵，激动地当场便翻译成中文，然后自告奋勇地朗诵起来，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几天后，《大公报》连同奥登手迹和译文一起刊登。《大公报》版本中，奥登写的“为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被改成“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

　　亲历武汉空战胜利

　　在武汉的日子里，奥登结识了史沫特莱。在史沫特莱家里，他巧遇周恩来，还给他拍摄了照片。奥登还参观了汉口电影制片厂，访问了武汉大学，见了十多个教授，其中有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又在保镖拥簇中拜会了杜月笙。

　　“可以设想，他们此行定然得到了英国驻华各使领馆的大力襄助和预先安排。”马明谦说，奥登此行几乎将当时活跃在中国的政军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扫了个遍，这与国民政府亟需外籍记者和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跟进报道，密不可分。

　　4月29日，奥登在武汉的最后一天，日军对武汉发起空袭。

　　在此之前，来汉第一周，奥登也亲历了汉口遭遇空袭的紧张场面。3月15日晚，奥登等人摸黑走楼梯，爬到当时汉口最高的楼房(美国银行)的顶上，目睹日军轰炸郊区的机场。奥登和衣修伍德愤怒地写下：“它是挑衅整个宇宙的某种恶性，是对整个自然界和整个地球的凌辱。”

　　这一次，奥登与衣修伍德直奔汉江边，看到“对岸，一团团浓烟正从汉阳兵工厂的楼房和围绕着它的城郊贫民窟升腾而起。日本人在这里扔了很多炸弹……”渡江后，奥登和衣修伍德进入兵工厂的大院，伤员已被转移，火势被控制。

　　4月29日的空战，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联手击落了日机21架，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那天晚上，汉口欢庆着它最伟大的空战胜利”，奥登和衣修伍德写道。

　　《战地行纪》让世界瞩目武汉

　　“在奥登的一生中，1938年到武汉是他中国战地行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章绍嗣说，离开中国后，奥登便窝在布鲁塞尔潜心创作《战地行纪》一书中的诗歌。

　　1939年3月，《战地行纪》在英国出版，收录了奥登创作的27首十四行诗;两个月后，美国版发行。

　　章绍嗣介绍，这些诗歌被誉为“奥登30年代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十年间最伟大的英语诗”。同年，奥登登上BBC，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

　　“其影响可想而知，”章绍嗣说，在当时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看来，中国抗战正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全球瞩目。

　　“1938年的武汉，是中国的心脏，是通往全国的中转点。”马鸣谦说，彼时在中国或到访过中国的英美诗人不乏其人，但他们在作品中并没有写到中国，而奥登却写出了极为重要的《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他在武汉的观察，对他的写作生涯不无裨益。

　　“他的诗歌曾引领一个时代”

　　奥登：诺奖遗漏的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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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奥登(左)与衣修伍德马鸣谦供图

　　“奥登是英美文学史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奥登诗选：1927-1947》译者马鸣谦向记者介绍，奥登被公认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奥登生于1907年的英国，后于上世纪4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马鸣谦介绍，奥登的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说：“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当中，真正属于20世纪的，奥登是第一人。”

　　马鸣谦说，1930年的英国诗坛，奥登独领风骚，与其同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左翼诗人刘易斯、麦克尼斯、斯彭德等人，被称为“奥登一代”。当时，只有20多岁的奥登写出了《美术馆》、《谣曲十二首》、《吉小姐》、《致拜伦勋爵的信》等名作。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奥登诗歌金勋章。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诗人卞之琳、穆旦翻译过奥登的诗歌。

　　“奥登在当时简直是横空出世，引领了整个时代的诗风。”马鸣谦说，在国外，奥登的诗歌常被一些热门电影使用，最有名的大概是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葬礼上读的《葬礼蓝调》一诗，即是奥登所作。

　　奥登是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当时他与萨特、肖洛霍夫一起进入最后一轮。多数人都认为他会获奖，他却失之交臂。

　　马鸣谦讲到另外一个故事。《纽约时报》书评诗歌版的专栏作家戴维·奥尔发现，在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后，用“见证苦难”和“诗歌”这两个关键词在谷歌搜索相关条目，共检得23万余条记录，这其中，奥登在德军入侵波兰时写下的那首《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被公认为是最能表达惊恐与愤怒的群体心理的作品。(记者郑汝可)

　　奥登故居的两次探访

　　中南民大教授寻访奥登家乡：已难寻诗人痕迹

　　2008年，抗战文化研究学者、中南民族大学章绍嗣教授在英国访问期间，专程前往约克郡，探访奥登故居。

　　奥登1907年出生于约克郡，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名医。奥登从1922年开始写诗，1925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

　　“很可惜什么都没找到，”章绍嗣说，沿路问了不少人，很多本地人甚至都不知道奥登是何人，“只有年长一点的，还听说过。”

　　返回伦敦后，章绍嗣去大英博物馆，找到《战地行纪》一书英文原版，记录下其中有关武汉的资料，并拍下了奥登的诗作手稿，供研究使用。

　　章绍嗣分析，奥登1939年去了美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位“美国诗人”。他猜测，可能因为这个，在约克郡难以找到奥登痕迹。

　　诗人王家新寻奥登旧居：维也纳远郊有奥登纪念馆

　　诗人王家新是《战地行纪》一书的校对。2013年，他前往维也纳找寻奥登老年时的旧居与墓地。

　　1957年，奥登用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奖金，在奥地利乡村买下一栋房子。之后，他每年5至7月在英国牛津教书，7至10月在此度过，然后回到纽约过冬。

　　王家新将这次探访之旅形容为：“一生所经历的最大‘赌注’之一”，因为地点实在太偏僻。历经一番曲折他找到一座处在山坡下掩映在篱笆和树木之间的奥地利红瓦乡舍，院门口有一个带有奥登肖像和纪念性文字的招牌。

　　王家新得知，这所房子已被维也纳一家人买下，如今阁楼上的两三间木头小房间，被辟为奥登纪念馆，收藏有诗人的出版物以及他在这里所写的诗和文章。男主人告诉王家新，在奥地利知道奥登的人不多，这里偏僻难找，一年大概只有四五十个访问者。

　　1973年10月4日，奥登被葬于该村一个天主教教堂的墓园内。葬礼很隆重，奥登一生的朋友、英国诗人史朋德等人，英美使馆代表、奥地利文学界人士和当地居民参加了葬礼。

　　中国报纸报道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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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4月22日，《大公报》第三版刊登了武汉文艺界在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为奥登和衣修伍德举办的招待会消息，并刊登了奥登在武汉所作诗歌手迹和译文。

　　这首献给殉国的中国士兵的诗歌，是奥登在中国本土写下的唯一一件作品，作为《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中的一篇，被收录《战地行纪》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