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新媒体专电　“是农民却不会种地，是工人却没有技术，生活在城里却被称作农民。”在网上，许多“农民工子女”如此自嘲。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一些在城市求生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经历故事，拼凑出一个个沉浮在理想与现实中的“矛盾综合体”。

　　“晚上又睡不着了，压力大得喘不过气，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知道现在就业形势严峻，选工作不能只看眼前利益、图轻松，我只是希望自己的付出能有回报。”５日凌晨，自称为“农民工子女”的网民“玄玄”写下这样的微博。

　　类似的困惑在城市求生的农民工子女中并不罕见。与上一代人对生活的朴素追求相比，他们更多地追求公平机会、同等待遇的“城市梦”。

　　“父母造了很多大楼，我们也造了很多大楼，但享有的城市待遇却很少。”今年２８岁的杨星来自安徽，他觉得始终有堵“无形之墙”挡在他与打工的城市之间。“生病了看不起，还有就业歧视、住宿条件恶劣等，想想心里就难受。”

　　从四川到深圳打工的周丽萍说，最近为了解决住房的问题很发愁。“我是农民工子女，因为农业户口，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公租房都申请不到，商品房的价格不断飙升，收入永远赶不上房价。”

　　据了解，“农民工二代”一部分是随父母在城市里长大，但没有户籍；另一部分是当年的留守儿童，长大后进城务工。为什么大多数人想在城市“扎根”？很多被采访者说，因为回去会有种难言的挫败感，回去也可能已无“家”可归。

　　“自卑和无奈，只有自己最清楚。”在上海打拼六年的农民工子女阿叶，从洗头工做到了发型总监，原本打算回老家去开自己的理发店，可是辗转半年，又回到了上海。“乡下的生活品质、观念与城里的差距太大。”

　　抽样调查显示，“８０后”“９０后”为主的“农民工子女”，比他们的父母辈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成长于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面临着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他们渴望追求时尚快捷的生活方式，却又往往无力改变现状。

　　１９９２年出生的河南“农民工子女”王雷，小学毕业后随着开餐馆的父母来到杭州。当过厨师、汽配工学徒，也在网吧做了一段时间“老板”。“开花店和奶茶店是我的理想，不需要什么技术，不想上班了也可以不去，但最缺的是资金。父母多年的积蓄，老家盖楼之后也所剩无几。”王雷说。

　　“想在上海立足，进入主流社会，但成功的人太少。”杨星说，很难控制自己不被不良风气“带跑”。“有些拜金，有些不劳而获的思想。”频繁“跳槽”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是处。

　　情感面前，“农民工子女”更显困惑与慌乱。王雷说，自己谈过几个女朋友，都是网上认识的。“长的谈了３个月，短的也就１个月，也是外地来打工的。有一个女朋友每次我发了工资，就跟我联系，大家一起吃饭、唱歌、看电影，钱花完了，人就联系不上了……”

　　一方面是人际关系封闭，一方面是物质条件拮据，除了“空虚寂寞冷”，一些人只剩“羡慕嫉妒恨”。

　　杨星坦言，包括自己在内，周围不少人确实会把内心的偏执与怨愤，无意中转化为暴力。“今年１月，因为包工头没按时付工资，我们几个就冲进了公司，砸坏了不少东西，还一度被警察带走。”他说，当初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殆尽。

　　贫穷与身份无法摆脱，会成为几代人的心病。网民“菜青虫”说，“想起爸妈，还是蛮难过的。周围有人虽然在打工，还是会问家里要钱。父母一辈子打工，供小孩读书，结果孩子还是在当农民工……”

　　负面情绪不断累积，性格也会偏执激进，导致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不少代表委员在此次两会上，建议国家更关心“农民工二代”的生存现状及心理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说，“我此前去上海一家监狱调研，服装车间里超过半数的犯人都是年轻的农民工小伙子，这让我很心痛。除了主观上的转变，也需要政府和社会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想得开”的的“农民工子女”，觉得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该有的总会有。

　　“我们交往的圈子比较小，也就宿舍里那些人。平时很多时候就看看网络小说，玩玩游戏。”老家江苏宜春的王丽今年刚满２０岁，她说“农民工子女”中，女孩子在情感上会成熟的更早，追求的东西也会更多。“还是要懂得珍惜身边的人和机会，不切实际的东西，太执着也没有用。”

　　李阳祖籍安徽，２０００年跟随打工的父亲来到上海，“我是在上海读的小学。能在上海读书，当时我们都是没想到的。”李阳说，现在帮父亲打理店里的生意，一边学点厨师手艺。“要改变命运，还是要靠自己动脑子，肯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