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周幼兰向记者展示父亲的遗照。

　　湖北日报讯 文/记者 刘娜 江卉 通讯员 李军 图/记者 李溪

　　“场面太震撼！”昨日中午，北京某驻地，齐小田眉飞色舞地向母亲彭易林讲述上午的阅兵预演。

彭易林、于明、蔡国栋，是我省参加9月3日大阅兵的3位支前模范。考虑到他们年事已高，预演时只安排他们的子女代为参加。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战争。将士浴血奋战，群众自发支援。支前模范是后方的宣传员、生产员、战斗员，源源不断地为前线组织兵员、输送补给。“我们身边，是亿万拼死抵抗的同胞！”8月上旬，记者辗转找到这3位九旬老人，回忆当年，他们讲得最多的还是那全民抗战的火热场景。

【新闻背景】

特殊方队特别致敬

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举世瞩目。与历次国庆阅兵不同，这次阅兵中将出现特殊方队——抗战老兵、支前模范和英烈子女代表。

此前较少受到关注的支前模范，第一次走上大阅兵的舞台上，是对抗战中无数默默奉献的群众的致敬。

1937年10月以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一场社会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的全省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据1938年8月统计，仅武汉三镇的救亡团体（包括全国性组织）就有260多个，加上全省其他地区共340个左右。

在武汉，共产党人主导发起“百万大献金”运动，献金人次超过50万，献金总额达93万元。由于大批伤员聚集武汉，药物、敷料等战时资源紧缺，武汉地区党组织动员妇女沿街募集纱布、药棉、剪刀、镊子、药品、肥皂等送到各伤员收容所。妇女们还义务为伤员换药治伤，洗衣修指，代写家信。

随着战线逐渐西移，鄂东、鄂南、鄂中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组织救护队、输送队，上前线进行战地服务。仅原黄安县1个月就出动民工20余万人次修筑国防工事。

祖国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彭易林

人物名片

彭易林，1922年9月出生，红安人。抗战期间曾任黄安县（今红安）鄂豫边区抗日小学任教师、副校长，县政府委员、“冬学”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后先后在武汉市三民路小学、十六小学，硚口区政府办、卫生局工作，1985年离休。

腾出私塾，支援新四军建兵工厂

“东洋鬼子的大炮，轰进了我们的家，啼哭有什么用？”

在武汉市硚口崇仁路一栋临街居民楼二楼，记者见到了彭易林老人。

眼前的彭老，一头齐耳短发，一身朴素衣裳，年近93岁，却依然耳聪目明。

彭易林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彭晓吾是清末秀才。1938年，她以会考第一的成绩从黄冈考入湖北省二女中。此时，武汉会战正如火如荼进行，日军的频频轰炸让学习难以为继。

革命先驱董必武的一次报告会，让她萌发了走上革命道路的想法。“脱下你们的学生装，回老家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70多年前董先生做报告的情形，彭易林历历在目，“同学们都被这些新鲜理论点燃了，大家鼓掌、欢呼着，恨不得马上投入抗日一线”。

不久，彭易林回到老家红安。这年秋天，日寇占领红安。1939年，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并迅速扩大为第五师，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第五师胡昌春支队长奉命到红安九龙冲建兵工厂，厂房却迟迟没有着落。

得知此事后，彭易林和父亲商量，决定腾出自家私塾，支援建兵工厂。工厂建起来了，她又找到村里的铁匠帮忙，全家人还义务给新四军做饭。

1941年初，彭易林开始在乡苏维埃政府参与支前工作，记录会议，做妇女工作。不久，乡政府在窑头岗村祠堂里办起了抗日小学，彭易林成了这里的教员。“东洋鬼子的大炮，轰进了我们的家，啼哭有什么用？参加了抗日军，打走了鬼子才是我们的光荣。”70多年过去了，彭老依稀还记得当年给孩子们教的《难童歌》。

1943年，从陕甘宁地区兴起的“冬学”风传到红安，在冬季农闲组织群众集体学习，普及文化，宣传抗日。每期都有三四百人参加，雨雪天，大家穿蓑衣、戴斗笠也要赶来上课。

彭易林被调到县“冬学”委员会任副主任。“课本知识文绉绉，老百姓听不懂，我就改编成顺口溜传唱。”她将新五师首长李先念和陈少敏（“双枪老太婆”原型）编成顺口溜传唱：“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 ”，笑声中，群众学会了写南瓜、白菜。

到了后期，一所“冬学”就是一支抗日宣传小分队，大家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有的妇女为前线做棉鞋，有的主动多交救国公粮，还有学员干脆参军奔赴战场。

“虽然没和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但我们洒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员、粮食。”说着，彭老的嘴角漾起了笑容。

于明

人物名片

于明，1924年5月出生，河南信阳人。抗战期间，担任鄂豫游击大队挺进纵队民兵、新四军第五师卫生员。解放后在武汉市总工会、人事局、中级法院工作，1988年离休。

追随部队，她失去了一双儿女

“在边区抗日，这样的危险是家常便饭，参加革命就随时准备牺牲”

“是尚大姐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尚大姐名叫尚小平，是李先念的前妻。”于老讲起她的抗战故事，一口乡音未改。

1938年5月，徐州战役之后，豫皖鄂诸省很快成为战区或接近战区，于明姐妹三人和父母一起从信阳市区逃难到农村。“年底的一天，一群男女青年到村里演话剧，动员群众抗日，其中就有尚大姐。”话剧谢幕后，在尚大姐的动员下，于明加入了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参加了抗日骨干速成班。

不久，于明就见证了一次大规模战斗。“1939年8月14号清晨，日寇400多人向大别山北麓的朱堂店发起进攻，来势汹汹。”这个重要的日子，于老记忆深刻。

次日上午，受部队紧急指派，于明赶赴战地医院救护伤员。担心途中遭遇敌人，她和几位女同志，有的手提竹篮，上面铺青菜，下面藏草药；有的打扮成孕妇，把纱布和土布绑在肚子上，年纪小的梳上小辫抱上木桶假装去打水。就这样潜入医院，为伤员换药、包扎，喂水喂饭。“为了隐蔽，医院设在寺庙内。伤员不断送来，但药品奇缺，许多重伤员不幸牺牲，他们比我大不了几岁。”说到这里，于老眼圈红了。

1940年底，于明被指派到当地农民家里征集爱国公粮送往前线。“鬼子来了！”一天，她正在一户农家，突然听到村民大声喊叫。情急之下，农户不顾危险，让她藏进衣柜后的隐蔽夹层。不久，外面鸡飞狗叫一团乱。不知道过了多久，农户还从墙壁的小洞中塞干粮进来。“在边区抗日，这样的危险是家常便饭。”于明说，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牺牲。

但说起抗战中失去儿女的伤心事，刚强一生的她还是老泪纵横。

1942年春，她的儿子出生了。当时日寇疯狂扫荡，部队要过封锁线，担心孩子哭闹会暴露，无奈之下，她把孩子托付给当地一个贫苦的理发匠，还留下了粮食和钱，但理发匠因贫穷又不会喂养，孩子夭折了。1944春，她又生下一个女儿，半岁时寄养在信阳老家，不久也因病离世。

蔡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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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栋，1922年12月出生，洪湖人。抗战时期，任湘鄂西省委政治部交通员、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机要秘书、洪湖抗日根据地行政督导员。解放后在武汉市劳动局、硚口区罗家墩中学工作，1988年离休。

偷渡过江，转移地下抗日同志

“群众帮了不少忙，最后一把米交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今年92岁的蔡国栋和老伴在武汉市蔡甸郊区一家养老院颐养天年。

“我1938年就入党了。”虽然年至耄耋，蔡老说起话来仍中气十足。

1937年，蔡国庆在荆州上中专期间，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边上学边做地下工作，印发传单，宣传抗日。“真正参与抗日，还是从担任地下党湘鄂西省委政治交通员开始。”蔡老记忆犹新。

当时，多名同志身份暴露，随时有被捕危险，必须迅速转移，组织上将这一重任交给当时年仅16岁的他。

“敌人设置了重重封锁，稍有不慎，转移行动就会失败。”白天，敌人盘查严，蔡国栋就晚上赶路。转移途中，要乘船过江，可渡口也是敌人把守，并且需要渡江证才能上船。情急之下，蔡国栋决定偷渡。他装扮成做小生意的商人，找到一名渔民帮忙，将同志顺利转移到江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敌人封锁长江、襄河，企图搜剿我地下党组织。蔡国栋再次奉命偷渡长江、襄河，搜集和转移地下党员。“群众帮了不少忙，我们寻找到多名地下党员，分两批将他们转移到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保存了革命实力。”说起这些，蔡老欣慰地笑了。

在洪湖抗日根据地担任行政督导员，管理税收、民政和水利建设等工作，为前方输送大量钱粮，也是蔡老抗战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鄂豫边区广大山区连年遭受旱灾，而洪湖地区连年丰收。

“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最后一把米交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他回忆，抗战后期，群众的抗日觉悟很高，每到丰收时，群众争相捐爱国公粮，马车骡车拖着沉甸甸的粮食，一船船腌鱼运往新四军驻地，场面十分壮观。洪湖每年上缴的田赋不下50万元（银元），从经济上支撑着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的敌后抗日战争，被称为“大后方的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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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唯一受邀参加阅兵的英烈子女———

周幼兰：爸爸牺牲时我八岁

85岁的周幼兰，是我省唯一受邀参加阅兵的英烈子女。她的父亲周卓然，34岁战死沙场，生前被誉为“黄埔悍将”。

赴京前，在荆门市金虾路的家中，周幼兰拿出全家珍藏了 80年的、父亲所留的惟一一张照片，重拾记忆中父亲的点点滴滴。

周 卓 然 ，1904年出生在钟祥市丰乐镇。1925年秋，告别新婚妻子，考入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学习期间参加了北伐战争。

1933年，日军侵占山海关，周卓然率军跟随傅作义将军到前线杀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率部参加了大同、包头、太原、五原等重大战役，被提升为第八战区骑兵第六军第七师少将师长。其中，在五原战役中，他率部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救出被围主力，自己身负重伤。

1938年8月28日，周卓然率部西进增援中条山，行至黄河岸边风陵渡镇时与日军遭遇，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英勇牺牲。“爸爸牺牲时我才8岁，我对爸爸的了解，大多来自母亲的讲述。”一口一个“爸爸”，这位耄耋老人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寄回银元，都会附信嘱咐分给其他叔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