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为农民工撑起保护伞

——聚焦劳动立法完善过程中的农民工权益保护（上）

中工网记者 宋晓俐

　　画面一：3月4日，在位于东长安街的国际饭店里，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工会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60多位工会界委员不时谈到了“依法治国”大背景下的农民工权益保护，以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问题。

　　画面二：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四次提到了“农民工”，赢得会场阵阵掌声。

　　画面三：3月5日，打破往年惯例，未过完元宵节就返回北京的农民工何正文坐在位于北京石景山的建筑工地临建房里，对着电视，专心地收看电视机里正在直播的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政府工作报告到政协会议讨论现场，再到会场之外，“农民工”仍然是今年全国两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农民工权益保护便是话题的核心。

　　农民工权益保护能成为今天这样全国上下一盘棋，会内会外齐关注的局面，经历了问题浮出水面，维权意识从无到有，再到实践阵痛，最后到依法维权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权益的觉醒、实现和再增加，一直被一条主线紧紧贯穿着，那就是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民航总局空管局工会主席苏玲所说：“中国的农民工一路伴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不断坚强前行，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不断改善其实折射着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

一

　　52岁的何正文是一名建筑工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至今已30多年，在打工洪流中颠沛了大半辈子，但他对生活充满希望与信心，因为，中国的法治在进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打工者，30多年来，何正文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两鬓斑白的中老年人。“我就想等等看国家会有什么对于我们农民工有利的政策出台。”何正文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直播，生怕错过了任何一句和农民工有关的内容。

　　1983年10月，20 岁的何正文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打工生涯，跟着姐夫的堂哥去安徽宿县修补马路。工钱是一天一块、一个月能赚到差不多30块钱的何正文常常庆幸自己离开了农村，并且有了如此丰厚的收入。然而让老何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大批和何正文有着一样想法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打工者人数一次次刷新，打工者相关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了不断浮出。但是，这个群体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对于自己的权益的认识近乎于零，更别提依法维权。

　　何正文始终记得，当时集中在珠三角一带的打工者们，几乎全部来自农村，几乎没有任何的法律意识，“重要的是在打工者的心里，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法律可以保护打工者。”何正文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深圳的一个记者去他们工地采访，当记者问到工友们对法律的态度时，工友们这样回答：“法律是谁？保护我们的不是老板吗？有事找老板就可以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向记者证实了何正文所描述的这段社会经历。常凯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由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逐步转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大部分劳动者完全没有法律观念。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开始全面制定和完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所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赵长青对最初颁布的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数家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进行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

　　这些法规的出台，对于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影响是深刻的。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开始实施，它给予农民工带来了强烈的“安全感”。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对颁布20年的劳动法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施杰说：“劳动法诞生，开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法治新时代。20年来，无论我国劳动关系发生如何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它始终可以称为是劳动者‘护身符’，劳动法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必然是中国法治进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对劳动法的出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劳动法的颁布象征着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立法和监管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行政法规。同时，劳动法也奠定了工人合法权利和签订合同权利的基础，建立起解决劳资争议、工会和资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框架。

　　劳动法的颁布与实施，10多年的打工生涯让有高中学历的何正文有着比其他工友更敏感的维权意识，因此劳动法的出台带给他的欣喜和希望比任何农民工都多。“打了那么多年工，在工友们的心里，保护大家的只能靠老板，谁也没有想到国家能专门出台一部法律来保护我们打工者。”那段时间，有心的何正文在下了工之后拒绝了工友的所有打牌邀请，拿着一份当年全文刊发的《深圳特区报》一条一条地研究。终于，他成了工友当中最“懂法”的人。

　　何正文懂法，是因为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