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王琳

　　1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首席大法官周强，向2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报告工作。近万字的报告在18页正文之外，还有32页的附件，图表、曲线、二维码图文并茂。据称这份报告历经28次修改，媒体直呼：最高法院也“蛮拼的”。

　　从过去一年最高法院的工作来看，推动平冤纠错、推进司法公开堪称重点。平冤纠错的背后是血泪的教训，称之“政绩”不合逻辑，首席大法官也在报告中反思“对呼格等错案十分痛心”。而司法公开确让不少关心中国司法进程的民众眼前一亮。

　　去年，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执行信息公开网三大公开平台先后建成并启用。中国法院在去年一年进行视频直播的庭审已达8万次。此外，有629.4万份裁判文书上网公布，110万例“老赖”信息被发布。

　　司法信息为什么要公开，而且要全面、及时、有效公开？在法制恢复重建之初，“司法神秘主义”曾在中国法律界占了主流。支持这一论调者，除了有现实层面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把控说之外，他们也常常借助西方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材料来证明法官应“离群索居”、远离舆论。殊不知，在当下这个自媒体时代，源于西方的司法神秘主义也在加速消退。法官的权力垄断、知识垄断、信息垄断都被打开了缺口，以“神秘”来强化司法权威的传统路径已然坍塌。

　　我曾在《当司法公开遭遇“自媒体时代”》一文中指出：转型中国较之西方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法院是在司法权威还未树立的情况下，就一头撞上了众声喧哗的信息时代。中国的各级法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得不坚持两手抓：一手以个案公正来加快提升司法公信，一手以信息公开来满足民众在知情权上的需求。

　　尤其是，中国的法院系统还屡受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的不当干扰。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其实也是抵抗外来干扰的不二法器。换言之，司法公开并不是基于“主动占领舆论场”或“应对法院舆情危机”的需要，而是促进司法公正与树立司法公信的需要。

　　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用“抢眼”来形容法院的司法公开一点也不为过。司法公开被寄望于通过引入“阳光”来倒逼司法公正。有了如此之多实实在在的变化，认同是第一位的。

　　全国法院系统在司法公开上虽然“蛮拼的”，但这并不表示司法公开就已“大功告成”。公开的目的，是要倒逼司法公正。最高法院在司法公开上的积极推进和率先垂范，为各级法院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但各级法院，尤其是各基层法院在响应司法公开上仍然参差有别。而根据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最高法院受理并直接审理的个案，并不多。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报告中所列举的十余宗个案，大多来自高级法院及以下各级法院。

　　正因为基层法院承载着绝大多数的案件裁判工作，民众对司法公正的关切、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主要也落在基层法院。近年来引发众声喧哗的司法舆论危机事件，基本都发生在基层法院。而基层法院的司法公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仍与该院“一把手”的重视程度最相关。这样的佐证俯手可拾。如果司法公开不能覆盖到全部基层法院，“以公开促公正”的制度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最高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两会”期间透露，最高法接下来将重点推进中西部地区司法公开的力度和广度，拓展中西部法院的司法公开的范围。应当说，这一决策坚持了“问题导向”，很有必要。中国是个法制统一的国家，最高法院为司法公开搭建了诸多平台，但如果缺了中西部法院的积极参与，冠以“全国”之名的公开平台恐将徒有其名。落后和贫困不应成为司法公开的障碍，决心是否坚定才是司法公开全覆盖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