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20峰会已经落下帷幕，构建“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的新机制开始运行，极大地提振了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失去增长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机制失灵，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

1.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因此受到严重拖累。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日本、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从2007年的2.2%、2.1%和2.7%下降到2008年的1.1%、-0.7%和0.7%，2009年又分别下降为-2.5%、-5.4%和-4.0%。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3.6%下降到2008的1.9%，2009年则降为-2.2%。危机至今，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从2010 到2015 年的6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依次为2.53％、1.6％、2.32％、2.32％、2.4％、2.4％，日本为3.9％、-0.5％、 1.8％、1.6％、 0.2％、0.4%；欧元区为1.7％、1.6％、－0.7％、 -0.5％、0.8％、1.5%。

2.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迷。长期以来，贸易和投资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引擎，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99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呈现低迷状况，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能不足。

3.保护主义抬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曾经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被束之高阁，代之以严格的投资限制和严密的贸易壁垒，如：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从别国撤回企业以挽救本国经济，对来自别国的投资活动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以本国内部法律规定限制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活动等。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

4.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区域安排纷纷出笼。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不动摇，美国在现有国际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拼凑和构建新的多边协议，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其目标是通过这两个协定建立起一整套协作机制，引领世界贸易、投资规则制订。这两个协议的参与国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继续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话语权。这种既想为国际社会定规矩，又刻意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霸道做法违背时代潮流，使本来就极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5.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2009年起，美联储连续启动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紧随其后启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制止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除了货币政策，欧元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福利支出，以求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策略，以防止利益受到损害。发达国家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如：引发股市和楼市泡沫，推高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和金融风险，导致债务风险扩大，挑起货币战争等。在发展中国家，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特别是加息政策的影响，股市下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经济波动剧烈。可以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性，使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标本兼治新药方

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国际社会对G20杭州峰会表达出高度期待。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全球化逆转态势的科学判断，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新理念，全面表达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中国观点。中国给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引领经济全球化迈向新阶段，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伟大战略抉择。

一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目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已经减弱，新的动力还未形成，培育新动力和实现动力转换是当务之急。这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各方面创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

二要解决一体化发展问题。开放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开放发展就是要克服世界经济发展规则和发展路径的排他性、碎片化和封闭性弊端，构建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三要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高度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为此，世界各国要高度警惕和防止保护主义抬头，积极开展创新和产能合作，努力实现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动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和规划，大力推动政策协调和联动，提高全球经济共赢。

四要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包容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包容就是要努力破除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各种体制和机制障碍，推动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要扩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先进带后进，富国帮穷国，让经济增长惠及所有人。

“创新、开放、联动、包容”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无疑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有力手段。

三、中国方案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全面贯彻和落实“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新理念，必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其一，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打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中国倡导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积极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这种把创新置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首要位置的观点，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有助于世界经济彻底摆脱复苏乏力、增长脆弱的局面，为世界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要结合本国实际，统筹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为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一主张无疑是科学务实的，对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协调经济政策，共同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释放活力，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此次G20峰会把贸易和投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提出了重振贸易和投资的重大政策构想和合作机制，首次决定启动贸易部长定期举行会议的机制，并提供了中方倡议的《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为二十国集团更好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作用，促进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机制保障。为了实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重大贸易和投资发展目标，在中方引领下，峰会达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提出，为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旨在倡导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贯彻“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理念，就是要推动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就是要构建系统完备、惠及所有国家的国际规则，不搞排他性、封闭性和碎片化安排，反对一家独大和赢者通吃，力求使所有国家共商规划、联动发展、共享成果；就是要规划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愿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五，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发展。据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全球约有1/3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要实现世界经济复苏、释放增长活力，就必须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新准则，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呼吁各国关心不同阶层和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需要，讨论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调整。中国的倡议反映了经济最不发达国家要求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实现工业化的诉求。

其六，积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努力开拓实现世界经济复苏新途径。“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区域和全球合作的潮流，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呼应和热情参与。通过“一带一路”，将沿线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贸易、投资等各方面广泛合作，既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发展，又增进各国间的相互联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强劲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通过G20杭州峰会，中国为实现世界经济复苏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中国方案，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使命感。在中国方案强有力引领和推动下，在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下，世界经济必将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也充满了自信。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