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代表，近来有些糟心，“富是富起来了，可是搓麻打牌、封建迷信、浪费攀比等陈规陋习依然盛行。”怎么办？今年两会，他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

这个问题，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代表也曾苦恼过，村子富了，难免会有利益的纠葛。怎么办？他成立了由36位乡贤组成的议事会，有疑难事就上会讨论。“拿养老金说吧，以前到60岁的，每年村里会均发600元，但富的人觉得轻飘飘，差点的又觉得不够。乡贤议事会一讨论，决定取消均等制，逢年过节，让全村的孩子们带着面线和鸡蛋一家一家去拜访老人。这样既教育了孩子，也把这部分钱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议事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乡贤们还是村务工作的考核者、监督者。

不管是本身作为乡贤的代表委员，还是代表委员口中的“乡贤”，在当下，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乡贤。

何谓新乡贤？新乡贤又“新”在何处？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钱念孙代表告诉记者，“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

不管是传统乡贤，还是新乡贤，采访中，代表委员认识一致：新乡贤做的事说的话，能够引发共鸣，能够点燃激发农村群众善念，而“一旦点燃善念，很快就会铺天盖地”。

呼唤更多新乡贤

“点燃”的不仅仅是农村群众，还有两会代表委员、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

这些年，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委员一直在推介浙江上虞培育新乡贤文化的经验和做法，连续几年都有相关提案。他认为，“新乡贤是促进乡村治理的一帖良药”。

事实上，“新乡贤”概念甫一浮出水面，学界和地方就已经行动起来。学界自上而下寻找新乡贤，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寻找新乡贤”评选活动，地方自下而上推选新乡贤，在浙江、湖南、湖北、贵州、甘肃和山西等地，“新乡贤”所发挥的榜样力量已经显现。

赵亚夫代表第一天到戴庄村，想给村民开个技术讲座，等了半天，只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村干部。第二场，来了7个人，此后，才慢慢多了起来，“首先要让百姓信，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如果缺了这一环，单凭一腔热血扎下去，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年，跟我下去的学生，几乎没一个留得住的。”赵亚夫代表不无遗憾地说。

另一方面，要让新乡贤“帽子”戴得牢，还需要政府完善机制，搭建平台，培育新乡贤文化，增强新乡贤的认同感。“让他们愿意并乐于留在乡村施展才华。”钱念孙代表说，在培育新乡贤文化时，要警惕一个不良现象，“乡贤在与宗族结合治理乡村社会时，有时难免与私利交杂。以往有些人在处理问题时仗势欺人、假公济私等，那自是应当嗤之以鼻的。”

新乡贤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乡贤文化。

这方面在研究和实践中早有共识：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又凝练现代乡贤品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朱虹代表说，两会后，她要做的一件事是，在村里粉刷文化墙。孝与德，古与今，都将会在文化墙上一一展示。她相信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涵养作用，希望“最美村庄”不仅仅是在景观上，而是能延伸到人心里去。

（光明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吴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