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波谲云诡的当下，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讲话中，重申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尤其是突出了把“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和“坚持网络主权理念”作为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则，这一兼具“中国智慧”和“全球视野”的思想，既主动承袭了构建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历史宿诺，又积极回应了当下地缘政治经济走势剧烈波动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围绕建立“公正、均衡、平等”的全球传播新秩序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历史上有以下一些标志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20世纪70至80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开展的大论战，以印度为首的不结盟国家号召破除旧有信息传播体制，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二是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发起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这两项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影响深远，但最终受到了主客观因素的局限而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在这两项计划的讨论和实施中基本上处于“缺席”或“失语”的境地。

上述两项计划无法适应自2008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更为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与其他新兴力量（如“金砖国家”）一道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均衡、合理的全球秩序——其中也包括信息传播新秩序。在全球范围内，以通讯社、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为首的传统媒体依然由美英两国“双头垄断”，“西强东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中国选择从新媒体领域作为切入点，力图主导新一轮以互联网治理为核心议题的全球传播新秩序的重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作为乌镇峰会所倡导的核心理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也是对构建全球传播秩序“中国方案”的精辟阐述。这一主张是基于中国古代“天下”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典哲学中的“世界主义”息息相通。其核心诉求是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借助于全球性的媒介平台开展跨文化对话。“世界主义”不同于强调单个国家核心利益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博弈与调和的“国际主义”，它强调的是超越地域、国家、民族、阶级、党派、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建基于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关切。

正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中国方案”跨越了NWICO和WSIS中固有的藩篱。如果说NWICO强调的是国族中心主义，WSIS贯穿着新自由主义逻辑，那么中国方案则超越了国家与市场、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思维”的本真——即互通互联、平等参与。与教科书式的NWICO相比，“中国方案”既有“世界主义”的理念支撑，又有”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可靠保障。与片面倚重市场和技术的WSIS不同，“中国方案”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体现全人类共同关切的“观念政治”（noopolitik）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维护体现互联网主权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虽然美国政府上个月把域名管理权移交给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但在实质上，美国仍然牢牢掌握着互联网的命脉。因为全球13台用来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根域名服务器（DNS）中，有10台设置在美国，受美国法律监督。因此，从现实政治加以考量，脱离国家主权来空谈信息流动自由只能是一种华丽空洞的说辞。

从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历史传统来看，“互联网主权”的理念虽然直接承袭了NWICO论争中对“国家主权”的彰显，但却表现的更为灵活和务实，强调“互联网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避免陷入“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另一方面，“互联网主权”的理念与随后提出的“网络空间的共享共治”的理念为一个硬币的两面、显而易见，“共享共治”的理念汲取了WSIS机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与片面强调“互联网自由”的做法相比，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由中美主导、各国参与共治网络空间的倡议显然更加贴近全球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主权”概念应同样适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由此为中国推行“互联网主权”的倡议赋予了法理支持。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与其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用“互联网自由”做幌子，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如采取坦诚和务实的态度，承认每个国家都拥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权力。

随着一年一度的乌镇峰会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全球互联网共治的有效机制，习主席提出的兼具中国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两个坚持”原则将会赢得更为广泛的回应和共鸣，成为打造和夯实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定海神针。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