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着遗址盖售楼处

　　在现实中，抗战遗址受到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和商业活动影响和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

　　长春市本愿寺满洲别院旧址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之一，解放后曾被学校占用。今年初，一家房地产集团的售楼处“骑”着东本愿寺而建，寺庙的屋顶、地面遭到了严重破坏。

　　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公园，周恩来、蒋介石、朱德等国共领导人曾居住过的“数帆楼”、竹楼、磬室、农庄和柏林楼，早已成为重庆柏联SPA温泉酒店的一部分。该酒店一名销售经理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酒店内“五大名楼”基本上仅剩建筑物主体，“数帆楼”现已辟为红酒窖藏馆，农庄则成为酒店高级管理人员的宿舍。

　　文物部门保护抗战遗址时，还经常受到文物权属关系复杂、利益难以协调的困扰。比如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的于右任官邸，属于成都铁路局下属的铁路疗养院。为保护文物，文物部门请专家召开协调会，并给铁路局多次去函，却没有回音。经新华社报道后问题受到重视，保护规划正在制定之中。

　　重庆市文物局局长幸军对记者说，文物法规定“谁使用、谁管理、谁修缮”，文物部门只能对自身所属的遗址进行保护和补贴，但对其他单位和私人所有的文物没有管理权限。虽然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物法只对拆除、损毁文物有处罚性规定，对消极的不保护没有规定。

　　此外，对抗战遗址的展示、利用不足不当，也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刘智敏回忆，几年前他曾参与保定城南庄革命遗址保护工作，毛泽东当年居住的房屋位于一个破旧的院落。“遗址保护要维持原来的形制，但当地一位领导很不同意，主张将原来的土房改建成砖房，说这么多年了还不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改善改善呀？”他说，“这位领导的想法，出于一种朴素的革命感情，但与遗址保护原则背道而驰。”

　　“还有一些遗址，在修整的过程中，弄得过于新，人们来到这里，看到的都是红砖绿瓦，怎么会找到当时艰苦抗战的感觉呢？”刘智敏说。

　　因地制宜保护利用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更有效地保护抗战遗址，是各地在探索中的主要思路。长春市中心区域的新民大街是日伪建筑最集中的地带之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发现，这些伪满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风貌，只是用途已经完全改变。

　　伪满“国务院”已经被吉林大学接管使用。它的整体面貌未被改变，已成为一座教学楼。“在这里学习，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日本侵华建筑罪证带来的警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研究生吉璐说。

　　目前长春市大多数伪满建筑都已列入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医院、学校等机构使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现为吉林省委使用)、伪满洲国司法部(现为吉林大学新民校区)等依旧发挥着作用。长春市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每年长春市政府和各使用单位会对建筑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这样的方式“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对本刊记者说，要找到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之间、保护与城市开发之间的平衡点，政府、开发商、群众等都应该转变观念，不能非此即彼。

　　刘智敏认为，对于抗战遗址，应主张“利用”而不是“开发”，否则很容易走样。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旅游不是矛盾关系，但当地政府要有控制、有引导，旅游项目要和遗址属性相呼应。“比如一个抗战遗址，周围就不适合建儿童游乐场。”他说。

　　刘智敏说，随着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如何化解抗战遗址保护与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各方共识已经越来越多。对那些地处偏远、本身没有建筑物、周边缺乏自然景区的抗战遗址，如战场遗址，“不一定非要保留原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但应该有所标记。”

　　针对抗战遗址复杂的权属关系，周勇建议探索遗址使用权的流转方式，保持所有权不变，委托政府或文物部门负责修缮管理；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使用者保护不力，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重庆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千里说，一些地区为保护文物，对文物周边环境随意改造，如修建广场以方便举办仪式性活动，使得文物看上去十分突兀。“这其实也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文物脱离原有环境，便不具有历史价值。”专家建议，城市中留存的抗战遗址，应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以合理的方式保留，让抗战遗址成为城市的地标和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