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与“法制”

　　当我们谈起“法治”的时候，常常会将它与“法制”混淆。法制，是一种法律化的制度，而法治，是一种依法治国的观念；法制，是社会秩序的管控法则，而法治，是全体公民的内心准则；法制，是靠法令的硬性规定来实行他律，而法治，是靠民众的思想意识来实现自律；法制，通过制度规范行为，强制遵守法规，是治国的手段，而法治，实现全民意识统一，自觉依法行事，是治国的目标。

　　“法制”社会的他律方法，是确保人依法行事的必要手段，而“法治”观念和自律精神的真正建立，才使人从受制度支配走向了自觉依照观念行事，才使人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这才是一个社会经由“法制”的治理方式走向了“法治”的理想状态。

　　所以，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制度的强大保障，更期待观念的深入人心。当“法治”成为举国上下高度统一的行为认同，人们便可以自觉遵循内心准则的感召、接受自我的约束，而不是寻求外部规则的漏洞、挑战法规的底线。

　　中国很早就有了“法”的意识，认识到依法治国的必要性。《管子》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而《韩非子》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乱。”一个家庭若有恒常的产业，即使遭遇饥荒也不会挨饿，一个国家若有恒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难也不致混乱。法，是规范社会的法尺、是稳固事态的准绳，这就是古人对法治的重要认识。

　　但是，并非认识就能落实成行为，并非规则就能维护住秩序。比如《史记》中记载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古时烽火的点燃，是涉及到军事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具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在周代，镐京附近修有二十多座烽火台，每当京城告急、天子有难，烽火便一座接一座地点燃，四周诸侯看到这狼烟四起，便知军事紧急、家国垂危，纷纷带兵前来、勤王靖难。但周天子与诸侯王之间这严肃的契约，却被周幽王当做博美人一笑的游戏。他为了引逗艳若桃李却一向冷若冰霜的妃子褒姒展颜一笑，便上烽火台燃起烽火，招各路诸侯前来一会。当各地兵马火速奔来准备与设想中的侵略者誓死一战的时候，却见他们效忠的对象正与美人在城上开怀大笑，认为这样兵马齐聚的戏剧化场景非常有趣。而由于褒姒难得地笑了，大喜之下的周幽王颁给献出这个“烽火戏诸侯”计策的佞臣以千金作赏，这便是“千金一笑”词语的由来。

　　可是，周幽王只看到美人的笑颜，却没看到将士的怒火，他戏耍了法则的严肃性，法则便要戏耍他的号召力。周幽王以为找到了观赏喜剧的最佳节目，真实而刺激，便频频以烽火之号戏弄诸侯。于是，当国内的反抗者与边疆的侵略者联合前来进犯镐京时，他纵使命人将烽火一燃昼夜，也不再有救兵前来。走投无路的周幽王，死于敌军之手，西周也就此灭亡。

　　烽火报警的制度，本是古时边防的有效传递法则，但周幽王的思维中却丝毫不存法之意识，他个人的治国荒唐凌驾于法规严整之上，使“法制”规则名存实亡，使一代天子国破家亡，他是从思想意识之初，就始终欠缺对“法治”观念的理解和尊重。

　　这便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虽然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能依照法治的思维行事，“法制”的手段被缺乏“法治”意识的头脑所抛弃。因此，既要用“法制”的准则，来维护“法治”的理念，更要靠“法治”的思维，来指挥“法制”的执行。

　　这就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设立了法制却不善加执行，等同于无法的社会。而纪律严明的兵家却深谙此道，《史记》中还记载了孙武训兵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吴王要考察孙武的本事，命他以练兵之法来训练宫女与后妃。这些后宫女子，对于模拟军训之事倍感新奇，不肯听从孙武的指挥，总是嬉戏笑闹。孙武将她们分成两队，在交待清楚纲纪口令之后，看女眷们依然无事纪律、一味嬉笑，于是下令将两队的队长、也就是吴王的两位爱妃依照军法处死，连吴王为之求情也置之不理——孙武认为，军法当前，令出必行。如此一来，宫女们再不敢无视法令，全队肃然齐整。

　　孙武起初规定的“法制”命令，宫女们不以为然，并没有接受为“法治”层面上的理解。理解得不到位，执行就没力度。孙武其后通过以儆效尤，让“法治”的观念深入到宫女们思维中，“法治”才真正上升为自觉指导行为举止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推广成全民意识，治兵之道推广为社会治理，便是法治社会的形态。

　　《韩非子》中说“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而法的用途不仅在于古人理解中的治理人民，更在于今天社会中的维护人民，当今的法治社会，是要依从法治，为民服务。

　　这便涉及到“法治”与“法制”的根本不同：法治，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法治意识的培养，是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而法制，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法制规则的设定，是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

　　法治的教化，是在培育人心中善的种子，使人性之善发扬光大；法制的严令，是在惩罚人心中恶的因子，令人性之恶交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