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史沫特莱（中）在武汉与周恩来（左二）、艾黎（左一）及卡尔逊（右二）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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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海德夫妇在他们的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左一）合影。

　　苏 菲供图

　　海伦·斯诺和埃德加·斯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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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黎（左一）在延安的工合办事处窑洞前与工作人员合影。

　　吕宛如供图

　　史沫特莱 满怀深情写抗战

　　本报驻美国记者 张朋辉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斯蒂芬·麦金农是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同时也是研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专家，曾与妻子一同撰写了史沫特莱传记。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史沫特莱是著名的左翼记者和作家，一直同情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的遭遇，全力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随同中国军队进行报道时，她努力冲在最前线，始终与中国军民站在一起。史沫特莱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深恶痛绝，深深了解中国人民的牺牲和贡献，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沫特莱不仅是记者和作家，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战友。在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她同八路军共同生活，从上海到延安，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前线。她还在皖南同新四军共同生活一年，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先念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而她身边的警卫员等“小鬼”也成为其著作中的人物。

　　“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这是史沫特莱对八路军怀有的深沉感情。12年间，她与中国抗战结下不解之缘，对中国的报道是她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以及为德国《法兰克福报》、美国《时代》杂志、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等撰写的大量报道，都客观真实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浴血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

　　史沫特莱热情赞颂中国全民族抗战，讴歌中国各阶层的救国热情：“不论信仰和观点，中国人民都走上抵抗日本侵略者前线”。通过她的记述，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军队的英勇事迹，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

　　史沫特莱这样描述八路军的艰苦生活：“日本人有卡车、飞机和其他高效能的运输工具，而我们只有毛驴、马匹、几头骡子和劳力”“在我们通过的这个地区，甚至连质量粗劣的纸张都买不到。没有铁钉、没有食油和猪油，没有盐巴，也没有柴烧……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菜吃”。

　　史沫特莱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她觉得与八路军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予我的一切”。在《中国在反击》一书的扉页上，史沫特莱这样写道：“献给我亲爱的兄弟和同志们——八路军（红军）英勇牺牲的先烈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们”。

　　史沫特莱已将自己与中国军民的命运融为一体，成为抗战的一分子，延安、汉口、五台山都留下了她倔强的身影。在战场同八路军共同战斗，贴近前线，史沫特莱用记者的笔，记下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平民的暴行。

　　因为根据地缺少药品，史沫特莱在国际上积极奔走，争取到美国和英国红十字会的援助，为根据地送来不少重要的药品。她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广泛介绍国际医生来支援中国革命，著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布朗、印度医生柯棣华等受到她的影响纷纷来中国参与援助。

　　麦金农告诉记者，冷战结束后，史沫特莱在美国因“同情共产主义”被认为是苏联间谍，受到迫害。1950年，史沫特莱贫病交加在伦敦去世，而那时她正在辗转赶往新中国的路上。次年，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朱德亲自题写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马海德 红军战士中一员

　　本报记者 王佳可

　　仲夏清晨，细雨纷纷，北京什刹海附近一处四合院在绿树掩映中更显清幽。这里就是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马海德医生最后生活的地方。记者推开朱漆大门，仿佛打开时光之门：巍巍宝塔山下，清清延河水畔，抗战岁月的烽火硝烟、进步青年的如火激情、马海德与他喊了一辈子“妹子”的妻子苏菲在艰难时光中的相知相守，都伴随这位96岁老奶奶的娓娓诉说呈现在记者眼前。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1933年，刚刚23岁的马海德在瑞士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上海进行热带病考察。上海百姓的贫苦生活与达官显贵的挥霍无度令他在震惊中痛切地认识到：只有彻底治疗社会顽疾才是解救百姓于水火的良方。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他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上海的门诊部，也成为中共地下党人联络和开会的地方。

　　1936年春，中共中央邀请一位外国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前往陕北考察抗日根据地情况并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经宋庆龄介绍，马海德与斯诺分别由上海和北平前往陕北。临行前，宋庆龄送给马海德一个皮质医药包，这个医药包伴随他走过延安的田间地头，也陪伴他在行军途中躲过敌机投弹扫射。苏菲说，每个人都认识马大夫，他虽然是顾问却没有架子，总是冲到一线救治伤员，无论病人是谁都尽心尽力。

　　有一次马海德下山时，发现半山坡一个老乡家的男娃娃看到他总是背过身去。他觉得很奇怪便故意逗他，孩子转过脸，竟然是唇腭裂。马海德当时就决定要医治这个孩子。他立刻和驻地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商量手术事宜，并亲自找到孩子父母提出要做手术。老乡惊呆了，无法相信先天的缺陷竟能用医学手段弥补。手术成功后，马海德的名声更响了，老乡们有个头疼脑热就来找他看病。在老乡们看来，穿着红军军服、打着绑腿的马海德不是外国人，就是他们身边红军战士中的一员。

　　在根据地半年的亲身经历令马海德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光明和力量所在。1937年2月，他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式改用中国名字——马海德。苏菲动情地回忆道，“马大夫说‘这里的人民需要我！这里的队伍需要我，我就要留下来！’”而这一留，就是一辈子。1950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将一生献给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毕生遵守着他的入党誓言。

　　苏菲向记者回忆起一个细节，日军投下的炸弹炸垮了窑洞，碎弹片落在一名战士的头上，鲜血哗的一下从战士脸上涌了出来。马海德立刻要把他送往手术室，可受伤的战士却一定要抱着枪才上担架，坚决不肯把枪交出来。就这样，担架抬着血如泉涌的战士和他宁肯付出生命也不能交出的枪一起奔向了医院。这件事给马海德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有这样的战士，共产党一定会胜利！”

　　苏菲说，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最深沉的爱和最坚定的信念。在临终时，他对苏菲说：“妹子，我一点也没有遗憾的。”作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马海德将一生都贡献给中国革命事业，他无愧于红军战士的称号。

　　海伦·斯诺 向世界讲述延安

　　本报驻美国记者 王如君

　　“我最早听说姑姑的故事时还是一个小姑娘，”海伦·斯诺的侄女谢莉尔·比绍福向本报记者回忆道，“作为一个小孩子，我非常想见到这位美丽而出名的姑姑。大概是四五年后的1945年，姑姑到盐湖城看望祖父母，我的愿望实现了。”

　　1931年8月，只有23岁的海伦作为拓展旅游业的一名摄影记者来到中国，和埃德加·斯诺一起目睹了日本军队没有人性的野蛮侵略行径。因为愤慨，他们在北京加入支持中国学生运动的队伍。在上海，他们还亲历了日本军队对上海的轰炸，好端端的一个工业重镇被炸得面目全非，这激起埃德加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也激起海伦积极参与工合运动，支持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海伦和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埃德加一起访问西安和延安，去大西北探寻所谓的“赤匪”究竟是些什么人，并以亲身经历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谢莉尔深情地说，海伦和埃德加都是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他们耳闻目睹了战争中中国的方方面面，对老百姓充满了深刻同情。海伦在其著作《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的前言中写道，“中国的劳动阶级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对生活索求不高，但奉献比任何人都多。他们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对任何活计都能干得很好。对他们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欣赏他们，就会希望看到他们得到应该得到的生活地位。”

　　谢莉尔表示，埃德加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和海伦的《红色中国内幕》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搭建了桥梁。海伦在延安的采访生动地叙述了当时中国的革命活动。她不仅采访了参加过长征的领导人，而且对战士和妇女以及当地百姓也进行了访谈。经过实地采访，她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所说的“赤匪”。海伦在其《我的中国岁月》中写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深深的同情寄予了人民，特别是那些手工劳作者，即生产者。”

　　谢莉尔说，埃德加和海伦去延安采访，可谓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消息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去西北采访，特别是海伦，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1937年，她从西安到延安，一路被6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看着，只能半夜从旅店爬窗而逃，孤身跑到延安。那个时候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多数访问者一般只待几天，可海伦一待就是4个月。返回西安时，海伦染上痢疾，迅速消瘦到了90斤以下。

　　采访中，谢莉尔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海伦是预测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一人。1936年10月3日，年轻的张学良将军接受了当时唯一的外国记者海伦的采访。这次采访中，张学良表明自己愿意支持国共统一战线。张学良的说法和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大相径庭，这也是后来西安事变的主要动因。海伦将张学良的立场公之于众，成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爆炸性新闻，这一报道预告了同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

　　谈到日本对华侵略战争，谢莉尔说，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同时也指出，不管以什么理由，战争都是可怕的，其影响极其深远，会波及几代人，我们当代人要为和平而努力。谢莉尔最后强调，海伦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理解的桥梁。她也希望这些作品成为通向未来的桥梁。

　　卡尔逊 为红区仗义执言

　　赵 红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一生4次来中国，其中两次深入华北敌后战场考察中国军队抗战实况，成为第一位访问根据地和延安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在与中共官兵亲密接触中，他发现八路军是一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的军队，人人都有为正义献身的信念。”为了不受限制宣传和报道中共抗日业绩，他辞去服役长达25年的军职，在美国写下《中国的双星》一书，并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1927年，时年31岁的卡尔逊作为一名美国军官第一次来到上海，然而不到3年，他奉调到尼加拉瓜。1933年，卡尔逊重返中国，在北平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副官。

　　1937年，卡尔逊带着罗斯福总统的秘密嘱咐第三次来华。临行前，总统要求他把在华所看到的情况以写信方式告知，并强调“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在上海，卡尔逊见证了日军侵略暴行、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顽强抗争，他认为“把痛苦和死亡如此置之度外的人民是打不倒的。”在借阅了记者朋友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手稿后，卡尔逊决定去西北红区考察战争实况，他的人生从此发生转折。

　　1937—1938年，卡尔逊两次深入华北，考察时间累计5个月，行程达4000多公里，考察区域包括山西、山东、河南和陕北等地。他在山西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等领导人，了解抗击日军情况、探讨八路军政治思想工作。他认为八路军政治教育工作不仅仅是为打胜仗，更注重教育人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没有一个军官以权谋私或高高在上，人们彼此之间充满无私精神和兄弟情谊。他亲眼看到士兵向朱德司令倾诉自己的不满，提出批评和建议，这并不是满足个人要求或为个人出气，而是本着彼此共同负责精神，谋求和保障集体利益。在中国红区，他找到了向往已久的有道德的人的社会。

　　到达延安后，卡尔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谈话内容包括国际形势、中日战争、国共关系等。毛泽东是一位“谦虚、和善、寂寞的天才。正在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卡尔逊如是评价。

　　“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进犯，地方政府和军阀撤走了，抛下没有作战经验的平民百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来了，除了自己作战，他们还尽心尽力地教农民们如何运用游击战保护自己、守卫家园。”卡尔逊在发回美国的军事报告中将这些情况如实汇报，希望传递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信息。卡尔逊的孙女凯伦告诉本报记者，在祖父之前，还没有哪一位美国军官如此近距离地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过接触和深入交流。

　　回到汉口，卡尔逊告诉大家，日本人没有完全征服华北，虽然他们有现代化武器却无法战胜中国人民，八路军的行军和作战智慧都超过日军。他的这些话很快被媒体报道，遭到日本政府抗议，为此美国海军部要求他注意自己言行否则后果自负。这一指责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失去上司信任，失去自由表达的权利。凭借军人灵敏的直觉，卡尔逊预感美日开战的日子为时不远，中国将是美国盟友，应该有人采取行动启发民众。1939年春，他辞去了军职。

　　1940年10月，他再次来到中国，与另一位热爱中国的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一起考察工合运动情况，从中认识到没有经济做支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回国后，他敦促民众支持中国工合运动，广泛宣传中共抗战事迹。1947年春，他在病榻上预言“中共18个月之后一定会控制中国”。

　　（作者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报驻美国记者陈丽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工合运动 经济建设援革命

　　吕宛如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篇章，那就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年头由中国的爱国者和国际友人共同发起的工合运动。它表面是解决战时百姓生存问题的生产运动，实际上是维系全民抗日救国战争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不仅是中国抗日统一阵线的产物，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产物。

　　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对上海进行野蛮的狂轰滥炸，造成两万多家工厂变为废墟，五六十万工人逃亡内地。在这大难临头时刻，一直奔走在中国抗战前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出，“应在非占领区各地发起一个建立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帮助提高中国抗战经济实力，随后，另一位了解并热爱中国的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起草了组织一系列小型合作社的计划，该计划立即得到上海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几经周折，1938年8月5日，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理事包括国民政府政要、共产党领导人和部分民主人士代表，充分体现国内抗日统一阵线的合作和一致支持。工合运动就此正式启动。

　　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是在陕西宝鸡由7个铁匠组成的“工合打铁合作社”。宝鸡的地理和人文条件较好，工合运动在这里开展迅速，当年年底就建起69个工业合作社，社员达1146人。良好开端不但令国内感到鼓舞，也让外国友人对工合运动提高了信心。英国年轻记者乔治·何克自愿来到宝鸡，成为帮助艾黎办“工合培训班”的第一人。

　　工合运动快速发展形势在国外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英、美的同情者认为，这个运动是中国人抗日救国的一个经济武器，有利于保卫中国工业和胜利后的和平重建。介绍和报道工合的文章、故事、图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英国舆论界也很支持工合，如“中英发展学会”在英国积极推介工合运动。美国方面更注重做上层工作。1940年7月，斯诺夫妇直接上书罗斯福总统，详述工合运动对加强中国抗战的工业基础、保卫一个独立自由中国的生存，以及维护美国的安全都有重要意义，建议美国政府给予工合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示支持。热爱中国工合精神的美国将军卡尔逊在太平洋战争中，竟把工合作为鼓舞战士冲锋的口号，打赢了第一场反击日本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美国人从此把“Gungho”一词列入英文词典，成了“努力干，一起干”的代名词而传遍全球。

　　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抗战期间留下一段光辉历史。在国难时，它为解决部分百姓的生存问题立下丰功，同时在国际上赢得他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这为后来新中国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艾黎眼中，工业合作社不单是个生产组织，而是代表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是把五四精神带到工人和农民当中去。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工合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和曾深入人心的“努力干，一起干”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工合精神内涵，也许会给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添加一股有益的力量。

　　（作者为工合国际前主席路易·艾黎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