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此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发出任免通知，免去其外办副主任职务。多个消息源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

　　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浦东新区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在上海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其他区县，为副部级。

　　这些人离职后的去向，暂不明朗。此前有消息称，卫明被某房地产私企“挖”走当高管，但很快有人澄清，称其实际是赴海外留学深造。而7月离职的丁磊和陈凯，据悉离职后将赴外企或民企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此前都有企业从业经历。丁磊从1988年到2011年的23年间，均在汽车行业工作，历任上汽集团自主品牌项目商务副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汽集团副总裁等职务；陈凯则历任上海东海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上海长江新成计算机系统集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013年8月，丁磊开始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然而，担任副区长未满两年，他就辞去公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特斯拉已向丁磊伸出橄榄枝。”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身居高位，年龄优势明显，其中卫明43岁、丁磊52岁、陈凯45岁。很多人据此分析，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从处级、科级岗位离职的上海“原官员”，以期多维度呈现上海公务员离职现状。

　　真出来了，朋友凑不够“两只手”

　　上海长宁区一处狭小的办公楼内，李朋（化名）笑着给客户倒茶水。就在几分钟前，他刚刚摆出一副小微企业老板的架势，把一名多次不能理解他意思的员工批评了一顿。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就在两年多以前，李朋还是上海某区一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除了区里的分管领导，他不需要向任何人陪笑脸，也不需要亲自教底下的一线工作人员做事。

　　事实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他可能会因为开会等事务，让下游供应商等着与他会面；现在他却要以下游供应商的身份，等领导“接见”。“接见”他的领导，可能级别还没有他过去高，但他却要为此付出最短1个多小时、最长近3个小时的耐心等待。

　　但所有的苦，在李朋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现在在为自己干活，他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养活数十名员工以及他自己。公司是他自己的，“爱干吗干吗，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

　　尽管一下子从“朝南坐”变成了“朝北求人”，但李朋现在比过去多了洒脱和快乐。“现在只要有付出，就有所得。”李朋说，自己现在每个月只纠结两件事：一是拿什么发工资，二是拿什么付房租。

　　为了避嫌，他把公司注册在了别的区县，并且与过去的供应商完全断了联系。这些供应商，大都是他现在所从事行业的上游企业。也就是说，以前卖东西给他的那群人，现在成了他兜售产品的对象。

　　“真的出来了，你会发现，剩下的朋友凑不够两只手。”李朋的搭档张平（化名），也曾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他说他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人，过去几乎天天要给他打电话，但他一走，对方在最近一年多里，一个电话都没来过，“我还算好，以前就不爱去饭局，难以想象那些以前被前呼后拥的人，出来后会是什么感觉”。

　　离职跟“八项规定”无关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举措，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采访的4名离职公务员均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名从上海某郊区副处岗位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坚持不跟任何政府项目供应商吃饭，“处长级别的，一般对方会塞些（购物）卡来，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满足他，还是不满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这名前任副处长告诉记者，他过去一下班就“逃”，防着别人来约饭。据他说，自己在一年多前离任审计时，财务处没有一张他在下属单位报销的发票。

　　另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80后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八项规定”与自己离职没有关系，据他所知，他身边那些像他一样年资较浅的公务员，都不是因为“没了灰色收入”而离职。

　　他们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听说社保马上还会有所改革，会变相降低公务员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其实比周边的江苏、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较高，很多人撑不下去”。这名科级干部说，年轻些的公务员大多只是把“公务员”当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据他透露，他身边离职的公务员朋友，大多去了企业，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财务公司，“跟我同龄的同学，不当公务员的，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辞职，则更多出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待在那里养老？我不愿意”。

　　李朋原来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担任软件工程师，此前通过公开遴选机制进入公务员队伍，一进单位就是副处。但在干了七八年、升任正处后，他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多么“好玩”，“主要是体现不出人生价值来。”

　　3年前，他递交了辞呈，自己创业。这当时在区里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如今，他的纪录或许即将被另一名副厅级干部刷新，据说此人辞职后也将创业。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辞职公务员本人承认与否，反腐高压确实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了挤压，“把他们（公务员）的后门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没有了”。

　　倪星注意到，上海的确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公务员辞职，虽然这些人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是少数，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还是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后门是堵死了，但正门没打开。”倪星说的“正门”，是一套合理的、能够留住精英公务员的薪资设计，“薪资达不到预期，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另寻价值”。

　　倪星说，指望有能力的公务员仅凭“人民公仆”的精神“吃草挤奶”不现实，表面上看好像国家省钱了，实际上“亏大了”，“一，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时，工作懈怠；二，贪污腐败；三，损公肥私。”他认为，给予公务员中上收入水平的“高薪”不是为了“养廉”，更应为了“揽才”。

　　“哭”出晋升的行情，易使劣币驱逐良币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除了薪资水平外，模糊的晋升制度，也正成为公务员的一大“痛点”。说白了，能不能晋升，很多公务员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成绩说话，不确定因素太多。

　　张平说，离职的公务员，大多有两种情形：一是觉得能力不够，提拔不上去；二是性格不合适。而他本人，就属于后者，“见不得一些人的所做作为”。

　　张平辞职前，是单位的“二把手”，没能得到提拔。“能不能提拔，是对你这个人价值的肯定。如果技不如人、提拔不了，我也认了，但被提拔的那个人没本事。”张平说，在副处提正处的当口，他被一个“没啥本事，却会找领导哭”的女同志比了下去。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提拔与否，跟你工作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对晋升提拔制度的不满，成为张平后来辞职的导火索。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另一名在区县政府部门任职后离职的年轻干部的证实。“工资是一方面，但提拔晋升其实更重要。有追求的人，不会只盯着工资。”这名年轻干部说，他所在部门提拔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在更多部门，因为人员之间能力差距不大，很少有合理的选拔机制。

　　这个年轻人一个月前报名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的“匡时班”，决定“凭本事”创业。“我本来就喜欢公益，招募过一两千名志愿者，想把新项目和志愿者资源整合利用起来。”他很庆幸，自己在当公务员时，没有花多少精力钻研升官，而是把时间花在了公益组织上，“至少出来创业，有真朋友。”

　　倪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目前的确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务员晋升机制，公务员能不能提拔，不确定因素太多，“干好干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进入领导的视野。提拔主要依靠领导的注意力，没有多元化机制”。

　　据他介绍，在一些欧美国家，公务员主要分为政治与行政两条线。政治线选拔政府主官（即地市、各部门正职官员），即使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只要选票足够，就能担任；行政线为常务副职以下的职业文官，这些人主要依据年资来晋升，论资排辈。但在我国，这样的分条线方式，并不适合国情。

　　另一个“大问题”是评价，一个企业可以按照产品的盈利情况以及每个环节工作者对产品的贡献度来评价一个人该拿多少钱，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定价、无法测量，“公务员干的事，到底对世界有什么效果、他贡献了多少，没法测量”。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些国家曾尝试破题，比如按照项目执行情况来估价，政府部门如果可以节省预算，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发奖金。但这种做法，争议极大。

　　“公务员离职，对个人是好事，对政府而言，虽然整体影响不大，但需要多反思。”倪星说，总体而言，公务员中的精英还是很多的，甚至“有浪费”，他们适当流向社会是件好事，应予以鼓励和支持。

　　据上海某区发改委工作人员透露，此前该区曾考虑在科创人才优惠条件中，出台有关“公务员创业保留一定时间岗位”的措施，但后来出于种种压力未能写入。

　　本报记者 王烨捷 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