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荣在执行任务时，将犯罪嫌疑人控制。广东省鹤山市公安局供图 王一凡 摄

【对话人物】

王云荣

女，1972年生，广东江门鹤山市公安局龙口派出所教导员。2002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鹤山市公安局缉毒中队缉毒民警，其间化装卧底侦查数十次，破获涉毒案件140余宗，控制涉毒人员500余人，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

【对话动机】

“对不起，我是卧底。”观众还能记得住电影里周星驰的台词。

现实中，王云荣干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她做了11年缉毒卧底。

王云荣不喜欢看卧底的电影，她说那毕竟是艺术创作，现实中，没有那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夸张，她面对的大多数毒贩是没有枪的，“拿刀的最多”。

“吃消夜吗？猪头肉。”对于毒品的“黑话”，王云荣张口就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毒品吗，冰毒。”她太熟悉毒贩的套路了，以至于同事开玩笑时会叫她“女毒枭”。

从卧底“转行”两年后，她曾经的身份被公之于众，近日，作为被评选出的公安队伍中的优秀代表，王云荣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曾经的“特殊任务”，改变了王云荣的生活，直到现在，她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车里也始终放着一根警棍。毒贩的威胁与永远警惕的防备，可能会持续一辈子。

但王云荣说：“我心里的那份荣耀和成就感，也会持续一辈子。”

最出名

卧底11年，执行任务几十次

新京报：你“卧底”的经历通过媒体被公众知道的时候，心里感受是怎样的？

王云荣：压力有点大吧（笑），大家都看着我呢，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京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卧底任务都是由男人来完成，你认为女警最大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云荣：毒贩往往对女性警惕性相对比较低，这算是我的优势，劣势是我的体力不如男同事。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共执行了多少次卧底任务？最长的一次多长时间？

王云荣：还真没统计过，起码得有四五十次吧。最长的一次大概有1个月左右。

新京报：打入毒贩内部之前，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王云荣：我们向老缉毒警请教学习，他们叫我们多去戒毒所，多和吸毒人员接触。了解吸毒群体的行规、黑话等等。着装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方吸食K粉、摇头丸的人，一般都喜欢进娱乐场所，我会买吊带裙、超短裙，打扮得艳丽一点。如果和大毒贩接触，穿衣打扮也要符合身份，戴个什么样的项链、戒指，都有讲究。

最惊险

按住毒贩时 弹簧刀已出鞘

新京报：还记得你第一次当卧底时的情景吗？

王云荣：记得，2002年，我刚进缉毒组两个月，被派去和一个长期贩毒、身边总有带刀马仔的女毒贩交易，刚见面时她盯着我看，顺手递给我一根烟，我从来没抽过烟，加上紧张，手有些抖，点了好多次都没点着。要不是同行的人打掩护，我差点就露馅。

新京报：第一次做卧底就成功了？

王云荣：后来她带着我们在小巷里左弯右拐，走出了同事们的埋伏圈。眼看她可能逃脱，我赶紧说交易的钱掉了，要回去找。也许是急于出货，她竟然同意了，和马仔跟着我原路返回，最后被抓。

新京报：能谈谈你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抓捕吗？

王云荣：曾经去抓一个毒贩，他逃了。后来知道他在一个村子里。如果是男同事去，很容易打草惊蛇，我就到最靠近他出入的地方等他。一看他出来了，我直接冲上去了。拦腰抱住他往下摔，一下两个人都摔倒了。瞬间我看到他的手伸到腰那边，肯定是拿刀。当时我拼命按着他的手，同事冲过来把他锁住之后，掀开他的衣服，弹簧刀已经出鞘了。如果同事晚来一步，我一个女的一旦按不住，那后果真不敢想。

新京报：你受伤多吗？

王云荣：太多了，抓捕时经常要和毒贩搏斗，毒贩一般都带武器，像抓前面那个人，虽然弹簧刀没扎到我身上，但我全身也有不少地方弄出了血。这些年衣服鞋子都弄坏了不少。

新京报：卧底时，有没有什么一幕特别触动你？

王云荣：有一对贵州籍的夫妻毒贩。和我交易时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抓捕时，我怕他们拿孩子当人质，先抢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在我怀里一直哭。最后他们夫妻被判了十几年，孩子相当于成了孤儿。我也是当母亲的，想着那个孩子的样子，心里疼。

最害怕

被毒贩逼迫吸毒

新京报：做一名卧底，最让你纠结和焦虑的是什么？

王云荣：纠结的还是这个工作很危险，心里总会担心。焦虑是很多时候案子不好做，陷入僵局。心里怕案件不成功，抓不到嫌疑人。

新京报：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通常怎么去缓解？

王云荣：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有时睡着了，做梦还梦到和毒贩周旋。我会去跑步或者做瑜伽，有时找朋友聚聚，不想工作的事。

新京报：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王云荣：要说最害怕，还是最怕被逼吸毒。有一次好几个大汉在旁边，桌上摆着针筒，说一定要扎一针，这是最让人害怕的。

新京报：有些缉毒警因为工作染上毒瘾。

王云荣：记得有一次，也是我干缉毒不久，卧底半个月，我一个人去了交易的小旅馆。本以为毒贩是一个人，结果进房间才发现是三男一女。贩毒团伙的老大一定要我和他们一起吸几口海洛因。

旅馆房间是封闭的，出什么事外面的同事看不到。我那时候脑子里转得飞快，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说“行，吸几口，我今天就是想过来买一点好东西。”

新京报：后来真吸了？

王云荣：没有，我边说边装着不小心，把装钱的包掉到地上，让钱散了出来。我趁机提出要看他的货，他看到钱，就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再逼着我吸。看到毒品后，我装作很惊喜的样子，说货很好，有多少我全要了。又说钱没带够，打电话让我“老公”准备钱，埋伏在外的同事们冲进来把他们全抓了。

最荣耀

我在挽救一个个家庭

新京报：在一些影视作品里，卧底的主人公有时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警察还是罪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王云荣：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我接触的人比较杂，有许多“灰色人员”。和他们时间久了，有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警察。这主要是为了能融入其中,其实内心深处，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警察。

新京报：做了11年的卧底，你的身份难免会被毒贩发现吧。

王云荣：这么多年，受过的威胁太多，还有人扬言要花50万找人砍死我。2013年7月份，我生病住院了。躺在病床上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吸毒人员打过来的，“我出来了，我不会让你好过，你等着，我整不死你也要整死你的女儿。”

放下电话，我马上打电话联系学校，联系孩子，跟她说，如果有外人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哪一关最终没能过去，“不幸”了？

王云荣：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直到现在都有，威胁我，我没感到太害怕。但是威胁我的家庭，威胁我的孩子，我心里才紧张、难受。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回头想想，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王云荣：所有的害怕，最终还是会被抓到犯罪分子的喜悦冲散。还有，我现在和一些吸毒人员的家人也有联系，他们很尊重我，没有人因为我抓了他的亲人而怨恨我。

这对我是一种肯定，也表明我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挽救了一个个家庭。这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最愧疚

最对不起的人是女儿

新京报：你通常是怎么跟女儿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的？

王云荣：我从不向她讲我的工作，我不想把那种恐惧带给她。她小时候只知道我是警察，常说“妈妈，我长大了打死不当警察，当警察要经常加班。”现在她15岁，稍微大些了，才知道我以前是干缉毒警的。

新京报：你平时照顾女儿肯定很少。

王云荣：我丈夫也是外地人，女儿小的时候，他在北京读研究生，后来也一直在外地工作。女儿基本是跟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她一两岁时我到处让朋友帮忙带，两三岁时我就已经把她自己放在家里。对女儿，我觉得很愧疚。

新京报：回首你的缉毒经历，你会做一个怎样的自我评价？

王云荣：这些年我尽自己所能做了些事情，对得起头上的警徽。

新京报：你怎么去评价缉毒警察和卧底这样一份职业？

王云荣：相对其他警种，缉毒警的危险程度首当其冲。我们自己内部开玩笑，说宁抓十个杀人犯，不抓一个瘾君子。干缉毒警、干卧底，需要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但是，社会又缺不了缉毒警。

新京报：毒品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云荣：我这些年一直在和毒品战斗。我对毒品，就是憎恨，多少人因为它家破人亡。我希望这两个字彻底从世界上消失掉。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