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大会我说两句 】系列八

国际互联网大会观察：面向新“两个大局”，从供给侧视角认识“互联网+”

作者：亥时热评-高鹏 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我国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落实上述“两个战略”和“一个计划”、彰显建设全球互联网大国决心、拓展全球网络经济空间的重要举措，我国定于今年12月16日-18日在浙江省乌镇举行第二届国际互联网大会，主题定为“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大国战略带来新挑战，全球性大国既要统筹传统视角下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亦需兼顾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这一对新的“两个大局”。国际互联网大会作为信息时代中国大国外交的新平台、新名片，彰显我国在虚拟网络世界加强对外互联互通的大国气魄，并与“一带一路”形成国家战略协同，体现出直面虚拟和现实世界“两个大局”的挑战，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视野、雄心与抱负。

今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的11个重点领域及具体行动。“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顺应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趋势、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的重要举措，是创新、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结合总书记在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两个着力”（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表述，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对“互联网+”进一步作出四方面的判断及建议。

第一，“互联网+”两位一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嬗变的正面效应应予重视和总结。“互联网+”的本质，是依托信息基础设施与网络技术，实现信息、资源等互联互通、交互共享的平台。从经济学视角看，“互联网+” 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交易成本，其优势突出体现在对社会存量资源的重组、优化乃至盘活。例如，滴滴打车的“顺风车”预约服务和“快车”服务，通过双向对接乘客的乘车需求和车主的车位供给，从时间和空间上“盘活”了社会上众多私家车辆的闲置车位资源。从社会学视角看，“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传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笔者在粤东地区调研的实地见闻为例，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龙泉镇龙湖古寨素有“广东省最美人文历史村”的美誉，CCTV百集纪录片《记住乡愁》曾在此取景拍摄，但古寨之美止不住当地青壮年远赴珠三角打工的步伐，村庄一路所见尽是耋耄老者和弱冠少年；与龙湖古寨相隔数小时车程的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军埔村，则通过发展电子商务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一度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力纷纷回乡创业，在推动了当地商业、物流业、小生产大发展的同时，也成功“留住了乡愁”。

必须指出，“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难以一言蔽之。例如，网络社交、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的发达，在丰富及便利百姓生活的同时，也间接导致社会上宅男宅女的激增，降低了社会互动程度、制约了人的“社会性”，这些社会发展“新常态”、‘’新趋势‘’也应予密切关注。

第二，实体经济受益程度是评判“互联网+”成效的最终标准，能否由侧重消费端、需求侧转向侧重生产端、供给侧，由商业模式引领转向科技创新驱动，将成为“互联网+”撬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互联网+‘’，‘’+‘’号后面是关键。迄今为止，“互联网+”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商业流通领域，特别是电子商务持续爆发式增长，今年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总交易额高达912亿元，为世界瞩目。但消费端、需求侧的持续蓬勃发展有赖于生产端、供给侧的技术创新、结构优化、质量改进、效率提升。未来，结合《中国制造2025》，通过两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推动“中国制造”的全面升级，应成为“互联网+”的主攻方向。力争通过研发设计制造各环节创新能力的提升，生产出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使中国人赴日“爆买”电饭煲、马桶盖的一幕不再重演。此外，包括BAT三巨头在内，国内众多互联网企业主要依托网络平台开展商业模式创新，门槛低、利润薄、可复制性强、同质化竞争严重，应引导更多互联网企业走上科技创新驱动、追求高附加值的发展路径。

第三，在对“互联网+”发展因势利导的同时，切忌夸大甚至‘’神化‘’其作用，三方面潜在风险应予高度关注。一是市场风险。各类互联网平台具有不同程度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可分割性等公共产品特征，且带有一定程度自然垄断性。这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能够认可、接纳的网络供给平台是有限的，缺乏产品服务创新、规模优势以及同线下资源高效对接整合能力的线上平台将被迅速淘汰，这也正是互联网业界追捧‘’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信条的内在原因。在当前社会资本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度青睐追捧“互联网+”题材的氛围下，以及各行业O2O企业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市场供求一旦失衡，互联网产业泡沫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之前网络团购市场上“百团大战”的案例充分显示出市场竞争“大浪淘沙”的残酷性。二是政策风险。在当前宏观决策部门对“互联网+”抱持“放水养鱼”、乐观其成态度，以及政府监管远远跟不上“互联网+”创新步伐的背景下，众多互联网企业通过政策及监管套利实现低风险、低成本扩张，其中尤以P2P、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表现最为突出，最近爆发的e租宝事件充分暴露了监管缺位下P2P网贷的潜在风险。下一步，伴随认识的深化、政策的到位、监管的完善，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监管套利、政策套利的空间必然日趋萎缩。三是外部风险。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端国，坐拥全球互联网的主动脉，全球13台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中的10台也由其控制，并可通过在其域内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ICANN）实现对全球网络域名及地址的监管。中国作为互联网发展的后起之秀，在力争实现“弯道超车”的同时，必须未雨绸缪，超前布局、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主动预防互联网超级大国在特殊时期、特定情形下“釜底抽薪”，对我国互联网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经济安全造成的影响。

最后，“互联网+”是一项系统工程，切忌单向应用思维，应注重顶层设计、通盘谋划、系统布局，实现综合推动。以电子商务为例，笔者调研或研究江苏省沙集镇、广东省军埔村等知名“淘宝村”时的突出感受是，政府引导的“有形之手”与市场主导“无形之手”必须紧密配合，工信、工商、商务、质监、财税、人行等相关政府各部门间也须通力合作，从而推动构建涵盖产品生产、技术支持、网络营销、物流配送、微型金融、教育培训、市场监管、风险防控、危机公关在内的电子商务产业支撑体系。（亥时热评-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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