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凌俊父亲已与8名受害人达成谅解协议

周凌俊父亲展示儿子之前发病时砸坏的哑铃

周凌俊一审开庭时的照片（资料照片）

28日，广西奎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晖，将一封请求法院进行受审能力鉴定的申请书，寄给自治区高级法院，要求对一审被判处死刑的上诉人周凌俊，进行受审能力的测评。

2014年11月27日，上诉人周凌俊在南宁华联超市购物后，因回家后发现其中部分食品短缺，故怀疑是超市工作人员所为。在返回超市要求亲自查看视频未果后，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将超市的工作人员及顾客等9人砍伤，其中重伤7人、轻伤2人。侦查机关在随后的讯问中，发现周凌俊有疑似精神异常表现，故委托南宁市第五医院（别称南宁市精神病院）司法鉴定所，对其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周凌俊患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2016年1月21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宣判周凌俊死刑。当地媒体以“伤人者毫无悔意，公诉人建议重判”为题进行了追踪报道。

在超市砍伤9人一审被判死刑

6月9日，第二个没有儿女参加的“端午节”。女儿小英（化名）在桂林高校读书，儿子羁押在南宁市第一看守所。中饭，老周和妻子凌女士，草草吞下两颗粽子，陪外婆象征性走完“过节”流程。

“晚饭我们现在基本不吃，用苹果或其他水果替代。两公婆（当地话，即夫妻俩）想着把身体调理好，将来好照顾儿子！等他出来时，我们得有七八十岁了！”老周估算着说。

这种准备只是夫妻俩的一厢情愿。在半年前的一审判决中，他们的儿子周凌俊，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判决死刑。

南宁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周凌俊在公共场所持刀杀人，且滥杀无辜，其主观上有杀人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并造成七名受害人重伤二级、两名受害人轻伤的严重后果，周凌俊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法院认为，周凌俊在案发期间患有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等精神病性症，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且其故意杀人未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综观全案，周凌俊作案前后意识清楚，对自己杀人行为性质及法律后果均有清醒认识，作案时具有实质性的辨认能力，属于智能正常，其杀人行为及过程并非受到其精神病症状直接支配；周凌俊仅因小事即持械肆意行凶杀人，在行凶过程中滥杀无辜，行刺时均朝被害人要害部位连续捅刺，可见其手段之凶残；周凌俊犯罪情节恶劣，主观恶性极大……

综上，周凌俊虽然具有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但鉴于其杀人主观恶性大，杀人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故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凌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果他是正常人，造下这样的罪孽，怎么判我们都没有二话。问题是犯案时他处于精神分裂发病期。”老周至今还没完全接受现实。

江南玫瑰园小区的三居室，周凌俊的房间还保持着事发当天的状态：警方搜查时，老周用蛮力撞毁了儿子的房门，一把他早年旅游时买的日式弯柄刀，不知何时被儿子拿到自己房间；飘窗上方的天花板上，儿子用臂力器敲击的痕迹依旧斑驳，一对失去主人的红色哑铃，张着被主人敲裂的红色皮嘴，静静地躺在窗台上……

事发前给家人打反常电话

时间过了一年半，提起妻子出事前与儿子的那通电话，老周仍然难掩唏嘘。

2014年11月27日下午两点十分左右，妻子凌女士收到了儿子的来电。因为那段时间总有骚扰电话，凌女士启动了接听录音功能。儿子的呼入，成为事发至今母与子间的最后对话。

在老周提供的时长约一分钟的音频中，北京青年报记者听到周凌俊向母亲倾诉，自己刚刚在华联超市买的面包啊饮料啊很多食品，回家后发现少了许多。

儿子在电话中求助：“去到（华联）她（指收银员）还给的吗？”母亲说：“还在她收银台那里她就会给，拿住小票去。在哪个柜台去哪里拿！”……

事发后，老周夫妇一直自责，如果不是家长的指引，儿子可能不会有后来的疯狂举动。如果能早点意识到他有病，绝不会动员他回超市追索。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7日上午，周凌俊在南宁市亭洪路45号北京华联超市购物回家后，发现少了部分所购买的物品，怀疑被超市的收银员偷走了。当天下午2时许，周凌俊携带购物小票到华联超市讨说法，并要求亲自查看超市的监控视频。

在被收银员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后，周凌俊开始拍打柜台。“约5分钟后，我感觉自己的右后腰被人打了几下，接着感觉脖子被捅，回头看到该男子正用一把黑色的刀捅自己。”收银员曾某的证言称。周凌俊随后又追捅超市内其他工作人员和顾客，共致9人受伤。

老周是从当天手机的新闻头条上，得知儿子犯案消息的。这个无知又粗心的父亲，此时还不知儿子酿下的大祸，与他严重的精神疾病相关。

经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江南公安分局在随后的讯问中，发现周凌俊有疑似精神异常表现，在案发当日便委托南宁精神病院司法鉴定所，对周凌俊进行作案时精神状态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随后出炉的鉴定结果显示，周凌俊患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他的供述中，充斥着各种妄想猜忌，一会儿怀疑父母给他下毒，一会儿认定有人跟踪他，甚至还怀疑自己患上了艾滋病。领导、同事和他关系不好，是因为他们都在打压他，在他的世界中，各种黑恶势力都在联手迫害他。华联超市也是参与迫害他的其中之一。当收银员告诉他监控涉及个人隐私，这种简单拒绝无疑点燃了他的爆点。”周凌俊的一审辩护律师韦荣奎告诉北青报记者。

著名心理学博士隋双戈认为，周凌俊在案发前怀疑父母在他食物中下毒，故而改吃袋装食品，这是有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精神疾病的典型表现。而案发当天，他怀疑自己购买的食品被偷，想要看监控视频被拒绝，他认为是自己遭到了现实的迫害。这是压垮他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韦荣奎认为，一审判决既承认其在案发期间患有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的精神疾病，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又认为其作案前后意识清楚，对自己杀人性质及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作案时具有实质性的辨认能力，属于智能正常。周凌俊的杀人行为及过程并非受到其精神病症状直接支配所致”，这是矛盾的。

与韦荣奎一样对死刑判决感到“大跌眼镜”的，远不止辩护人一方。受伤最重的收银员曾某的附带民事代理人罗霄告诉北青报记者，曾某本人，也没有想到会有“死刑”这样一个判决。“理由很简单，她认为司法鉴定摆在那里，案发时他处于发病期。”

另外一名受害人莫老的代理人周慧华和杨创，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也坦承，正是基于“案发时周凌俊是病人”这一认识，在加害人父母真诚忏悔并积极赔偿后，他们支持被害人与家属达成了谅解协议。

嫌犯父亲后悔没及早发现儿子异常

事发前一年，小英把父亲老周的相关信息，上传到“宝贝回家”网站，期冀为“来路不明”的父亲，找到“生命出处”。

“我至今不知道我被捡时的具体时间，只知道是1960年，在南宁火车站旁的杂草中！”老周告诉北青报记者。

按照养母的说法，他当时大约两三个月大。没能生育的养母后来发现，这个被丢弃的男婴，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没过几年，他又患上了肺结核。

虽然是养子，但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他们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药，遍访民间中医。最终靠草药把他的哮喘绝了根。但是，这对老人并未能得养子的济，先是在他12岁时，养母离他而去，六七年后，养父也因病离世。

总算被拉扯成人的老周，后来靠街头摆地摊做小买卖过活，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因为自己是孤儿和弃儿，所以有了儿子后，我非常疼爱他，总想把自己的亲情缺憾在他身上找补回来。”老周说，由于不晓得自己家族有否精神病史，所以他忽略了儿子精神病呈现的各种征兆，只当他是被溺爱过度或网瘾作祟。

就在华联超市肇事前约一年，某夜凌晨，儿子疯狂用哑铃敲击头顶天花板的声音，将熟睡中的老周吵醒。破门而入后，老周看见儿子站在飘窗阳台上，正用哑铃击打楼顶。“他说楼上总有人吵他，害他睡不着觉。而我们住在隔壁，从未听到任何声响。”老周说。

自认儿子是网瘾发作的老周，抄起儿子的手提电脑在地上摔碎。随后和暴怒的儿子对峙在一起，吓蒙的妻子赶紧拨打110报警……

“出事后我们才懂，儿子那叫妄想症，会产生幻觉和幻听，他总怀疑有人要害他。事发前两三个月，他已经不吃家中饭菜，可惜都被我们忽略了。既然是家长的失职，我们就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

父亲与受害者的赔偿“谈判”之路

2016年春节一过，老周就开始了和9名受害人的艰难“谈判”之路。

“一开始，很多受害人不敢见我们，担心我们会和儿子一样，有同样的精神病，会做出某些疯狂举动。”

他一次次打电话、发短信，表明自己的诚意和悔意，承诺会尽力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补偿，以求得受害人的谅解和宽恕。

北青报记者调查得知，在周凌俊肆意砍杀的瞬间，六七十岁的退休老干部莫老，正在超市采购。当他从茶叶柜台走向酒类柜台时，有个男子向他靠近。他感到左边腹部被什么东西捅了一下，很快有血从腹部流出。

此时，他并未顾到自己的伤情，而是奋力向前追去。在接近收款台时，他抓过一辆购物车猛力推向周凌俊并将其撞倒，在将他逼停到角落后，在众人的协作下将其抓获。之后他才去接受治疗。

“莫老是7位重伤者中岁数最大的。得知我儿子病情后，第一次见面，就和我们达成了谅解协议！”老周告诉北青报记者。

在谅解协议中，北青报记者看到，“鉴于被告人周凌俊在案发时有精神分裂症，控制能力差，并且开庭前积极赔偿给我全部损失（略），我对被告人周凌俊的行为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被告人周凌俊从轻、减轻、免除死刑刑事处罚……”

“因为女儿在读大学，儿子出事前又猫在家里不去上班，所以经济条件十分有限。加之妻子患肾萎缩不能工作，收入全指着我一人。为了凑够赔偿金，我甚至请求孩子外婆，拿出外公去世时留下的12.8万元的抚恤金。而这笔钱，本来是八旬老人用来养老的！”

截至北青报记者发稿前，已有8位受害人接受了老周夫妇的赔偿款，并与他签署了同样内容的谅解书，向自治区高院请求为周凌俊免除死刑。

嫌犯写的逻辑混乱上诉状

1月25日，在法院一审宣判后第四天，羁押在南宁市第一看守所的周凌俊，自己书写了一份上诉状。

在这份长达五页的上诉状中，周凌俊称自己“其实也是本案的受害者，因受高官迫害引起精神病发才导致这起案件发生，幕后必有掌权者试图销毁证据，避免遭到牵连，以达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请贵院（指最高法）还案件一个真相，将位高权重的大恶之人绳之以法。”

在他阐述的案发起因中，是事发前2个月开始，他发现父母在其饮料中放入洁厕精。之后他在饮食上极为小心，主要靠包装食品度日。而他购物后发现食物缺失并持刀伤人，乃为“权势极大的高官势力，盗取其物品导致其精神失控”。

他甚至认为在开庭过程中，“未让其穿上法律规定且可辨别身份的羁押囚服，（让庭审）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隋双戈博士认为，从周凌俊行文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看出，案发至今一年有余，周凌俊的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他仍然处于发病期，这从他对父母与高官合谋迫害他的描述中足以获知。他建议强制治疗必须及时跟上。

他的说法，在二审法律援助律师吴晖处得到了证实。6月12日下午，吴晖在南宁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周凌俊。此间，他明显感受到周凌俊极强的戒备心理，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提供援助的律师和自己的父母，他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潜在的加害者。

当律师告诉他，他一年半未得相见的父母，就在看守所外面暴晒着等他消息时，他冷漠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律师提出受审能力鉴定申请

吴晖告诉北青报记者，此次提出受审能力鉴定申请，是基于会见时发现与周凌俊无法正常沟通，担心他无法正常行使法律赋予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需要从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专业角度，确认其当下是否适合审判、是否有接受审判的能力。

吴晖说，通过阅卷，他发现周凌俊回答侦查员的问题时与常人不同，表面看他逻辑清晰，但实际上他可能并不清楚回答的后果是什么。而侦查机关依据周凌俊的供述，认定周凌俊具有杀人的故意，在提请批捕的时候，将其罪名由故意伤害改为故意杀人，检察机关也以此罪名进行批捕。

在南宁市精神病院，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此前为周凌俊进行司法鉴定的主办鉴定人已经调离。经向另一位王姓同领域法医咨询，北青报记者获悉，法院最后下判，“取决于对法医做出的司法鉴定采信与否”。

“一审法院并未否定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结果，但却不采纳由此结果引出的限制刑责能力的意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追究完全的刑事责任。”吴晖说。

“二审开庭前，家属又通过积极赔偿与受害人达成谅解协议。”吴晖称。

发稿前，北青报记者进入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输入“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死刑”两个关键词，在广西法院地域内共有35个结果。这35份裁判文书中，法院认定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没有一例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文并摄/本报记者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