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个人求助之所以引发了阵痛，是因为没有发挥法律的社会行为疫苗作用，还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几经反转之后，当事者将部分微信用户赠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部分人继续深挖罗尔的各种历史，吐槽他的求助资格乃至人品；还有一部分人在收到退款之后，再找到罗尔的另一篇文章，重新打赏给笑笑，很快上限又满了。

很难评判哪一种做法是对的，因为人们接受的是不同的“真相”，而且都有道德上的正确依据。有时候，我们的道德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这一方面能够让各种不道德都及时遭受谴责，另一方面则是导致做好事的人要尽量高尚，被帮助的人必须很无辜，这客观上抬高了道德行为的成本，让人们的汹涌爱心潮水无法安静地引向需要的地方。

除了针对道德话题的激烈争论，舆论中自然地出现了要求法律出面来管，要求法律跟上时代变化的呼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名言人人皆知，但在包括“罗尔事件”在内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进退维谷之后，才想起来用法律来找底线，而不是先用法律定好空间，剩下的事情交给道德。很多人在国外都填过各种资格申请表，“你是否吸过毒”“你是否有酗酒史”……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种预设的条件，是获得相对信任的前提。而且一旦出事后发现有隐瞒，法律就可以严厉地出面解决。

法律确实具有滞后性，但是也有强大的确定性。“罗尔事件”发生后，很多法学专家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从慈善法对个人募捐和个人求助的区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对欺诈的定义和处置，可以说，现行的法律其实是够用的，只是我们没有主动加以运用。很多不够规范的个人求助，之所以最后引发了社会信任的阵痛，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发挥法律的社会行为疫苗作用，没有把“丑话说在头里”，最后还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发起求助的个人、发布求助的平台，都是有法律责任的。特别是相关平台，作为相对更有能力、更有义务的相关方，应该主动地去适应新法新规的精神。实际上，在慈善法开始实施的9月，国家四个部门还曾推出《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在各种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各类平台如今都在争抢注意力、使用习惯、用户黏性，对内容提供倾向于从宽。然而，如今公众其实更需要可以简单核实和信任的内容，从而可以傻傻地去爱。即使一时做不到，也可以像《管理办法》所要求的，对信息风险进行必要的提示。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平台下一步的发展未来。同样，对于各级治理者来说，以传播平台、社会组织为重点，把现有的法律充分用好，也是需要跟上的课题。

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道德水平有信心，更应该了解自己的法治进步。电影《烈日灼心》中，警察伊谷春说过：我很喜欢法律。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给道德与法律一个清晰的边界，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很多事情就没那么复杂。当法律分解掉不必要的社会协作成本，道德自会去洗刷人们的内心。（曹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