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代实行郡县制以来，县域一直是中国的基本独立行政单位，也是经济实体单位。“县域强则区域强”，县域经济决定着一个地区未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观察近年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名单可以发现，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异军突起”，数量从2006年1个增长到2013年的7个。
中部百强县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对就“百强县的‘中部现象’”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对其他城市带来一些有益经验。针对这一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继凯。
社会经济规律决定中部县域经济崛起
《支点》:近年东部沿海一些外向型百强县、西部资源型百强县经济发展速放缓，处在长江中游的百强县异军突起，数量不断上升。这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李继凯：中部百强县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需要，代表着中部县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将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强大推动力 。
总体上说，这一现象是由社会经济规律性决定的：第一，社会发展的规律。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产业调整，一些产业梯度向中部地区进行延伸，中部地区可以承接一些调整与转移；第二，经济的规律。海洋经济由沿海向中部的承接；第三，产业的规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加上政策的引导与转移，促使中部地区的发展；第四，市场的需求。
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支点》:您是否去过一些中部百强县？具体感受如何？
李继凯：2013年12月23日，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与峡山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联合组建、由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环保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部门专家组成的“新型碳汇模式---速生草本植物碳封存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研究课题调研组”，赴湖南长沙县实地调研。
调研得到长沙县政府高度关注，当地县委县政府、发改、科技、环保、工信等部门人员参与调研。县委书记杨懿文参加调研组座谈时发言中提出，长沙县要建设全球新型碳汇模式产学研与示范基地，并积极创建“碳储存及零排放实验区”，做好低碳发展、碳交易、碳金融的大文章。
我有两方面的感受：第一，当地重型装备产业已形成了集群；第二，在全国属于后发地区的中部地区，不再走东部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抓住国际气候问题带来的发展机遇，发展碳封存、碳交易、碳金融方面的产业化模式。
《支点》:请谈谈您对中部地区百强县发展模式的看法？
李继凯：长沙县的发展就颇具代表性。长沙县是和长沙市有地域关联的，是由长沙市经济的带动而从促进长沙县的发展。
这种带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市的副中心转移的带动；第二，长沙市的产业转移和承接；第三，长沙县服务业、人才、市场的供应需求带动。
我赞同将中部地区发展重点考虑工业，包括制造业及其他，将工业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促进方面。同时，中部地区在当前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规避在东部发达地区发展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问题。
排名重要，发展更重要
《支点》:中部很多县市均邻近省会城市，同样的区域在东部大多已“撤县建区”。目前国内各省不统一的行政区划分模式，是否会对百强县的排名构成影响？
李继凯：全国各省县、区的划分应对百强县排名有很大影响，因为一些实力很强的县域经济体，由于是某个城市的一个区，而不是独立行政管理的县，就不会参与百强县的排名。
在这里还要看到以下现象，在一些地方试行的省直管县和县级扩权、社会上取消地市管理层级日益呼声高涨的背景下，地市级对所辖地区撤县扩区现象似乎成为一种趋势。
正常理论上讲，城市扩区本是城市资源要素发展的需要，要以合理化或最大化功能配套、资源配置、产业分工、要素协作等为前提，但一些地方的扩区成了扩地、扩权、扩资源的拉郎配式，这不仅违背城市经济发展规律，也使本来具有完整产业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这个百强县排名并不能完全代表全国县域经济的排序。另外，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目标，对经济的绿色发展、科学发展更加提出具体要求，过去那种唯GDP、唯规模的发展方式与政绩考核模式必须要转变观念。
因此，我个人认为倒没有必要过多的在意这种百强县排名，而是更多注重发展质量、结构、可持续等问题。
对于科学界定县、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因地制宜的发展中型城市，而不应该再走贪大、求规模的大城市或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更不能借机盲目地把一些具有独立发展优势的县域经济吞噬成为区。而应该把这些县通过建立自身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就地吸纳当地农民就业，就地市民化，我认为这才是符合国情的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模式。
（作者： 编辑：周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