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防暴利”红线

　　宋金波（媒体人）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谈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是这样说的：“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最新理论表述，“混合所有制”引发了大量讨论。习近平所言，可视作对“混合所有制”提法在民间引起的局部不解的正面回应。

　　说到国企改革失败案例，当属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初“休克疗法”导致的国有资产贱卖，直到现在，普京说起此事，仍痛心疾首。俄罗斯的贱卖，被指斥为“公开犯罪”。“防暴利” 成为国资改革首要避免的陷阱。

　　很多民营企业家谈到这个问题，也是顾虑重重。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形容：“它的本钱太大，我的太小。你抓一头鲸扔到锅里，叫我撒一把盐巴，我没有那么多钱买盐巴。”

　　仅从字面看，“混合所有制”这一表述，留下了较大理解空间。无论是当初的“国有改制”，还是“混合所有制”，都会采取相对客观、中性的表达，与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以及俄罗斯盖达尔时期的“私有化”，或者反向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时期的“国有化”之“旗帜鲜明”，差别甚大。

　　这种话语体系的好处在于，可以在最大范围内获得共识，获得改革的最大推力，不至因理论差异过于极端地撕扯，而使改革搁浅。但也因为需要照顾最大基本面，而加大了具体操作的难度。习近平所说的“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亦是此意。混合所有制，解决的是不会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即不会出现一边倒的“国有化”或“私有化”，但也不是“维持现状”。至于能怎么做，可能真要八仙过海。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的思路是“一企一策”，亦属此意。

　　但显然不能说“混合所有制”是一个靠话语妥协、取巧的产物。作为顶层设计，“混合所有制”并不像它字面上表现的那么简单。它不是“国企改制”的简单升级版。其实际意图和价值，必须置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大格局内加以审视，才能洞悉。

　　不难发现，当前中国国企面临的问题，与撒切尔、盖达尔乃至查韦斯面临的问题都截然不同。从总的取向上来说，今天的国资改革，已经不是“救国企”，而是“优化国企”；不是为了“吞并民企，一统天下”，而是为了引入民企的基因。

　　目标取向不同，改革路径也就不同。平面视角，站在不同的利益基准点，“谁欺负谁”是两难的，非此即彼的是“零和游戏”。但站在更高的角度，如果能看到这种混合有可能做出增量的蛋糕，就不再是“二选一”了。

　　比如说，除了国企改革业已常见的内容，最有可能的是现有国企向全员持股转变，对一些科技类大型国企来说，这既可以做到，又能有效实现激励——甚至可能对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过来，这也是后者不得不考虑加入合作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不是理论上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但在既有的条件下，却最有可能实现。

　　“混合”之后，也能使国资体系内既得利益的承载面变大，使之前一些领域利益自我强化的模式受到羁绊直至解构。其中价值，一眼即明。虽然仍会有一些老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混合所有制”导致的。重要的是保证程序正义，即利益相关各方的平等参与、信息透明。

　　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对这些关键环节，高层已了然于胸。如何真正落实，已是功夫在诗外，但高层先已划定一条红线，可以预料，在具体细则中，必然留有后着。(支点杂志2014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