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投资机会。图为襄阳一家重型工程机械公司的铁路轨道交通专用车辆生产线。 （记者刘曙松 摄）
图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图为清洁美丽的远安。（记者刘曙松 摄）
图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图为宜家家居武汉商场内的消费者。（记者李溪 摄）
图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图为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大型联合收割机喜收冬小麦。 （记者刘曙松 摄）
湖北日报讯 记者甘勇 廖志慧 林建伟 张茜 雷闯 实习生翟玉盼 杜司慧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昨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本报多路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专家学者，解读会议精神，纵论湖北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征、新机遇，对当今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提出了新的认识。这也是全面推进湖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
智慧的荆楚儿女，不仅要适应经济增速换挡，更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经济体制机制再构造、对内对外开放的层次再提升，要在新常态中重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把湖北经济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新常态下，我们不再重复“昨天的老故事”，而是要走好“今天的新路子”，创造“明天的新辉煌”！
武汉大学教授、博导邹薇：
新常态重构“三驾马车”新格局
“面对新常态，如何继续聚焦发力？”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导邹薇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有了具体细致和充满新意的阐述，势必重构“三驾马车”的新格局。
“模仿型排浪式特征，是过去我们消费的一大弊病。”邹薇说，所谓“模仿型”，是指没有创新，美国流行大排量汽车，我们也争着买大排量汽车；所谓“排浪式”，是指消费跟风，比如一波家电消费狂潮过后，造成了产能过剩。
“而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主流，不仅释放消费潜力，更重要的是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邹薇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但一直以来，这一长效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
邹薇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消费基础作用的新阐述，发出了一个落实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信号，湖北应该抢抓扩大内需的重大机遇，适应互联网迅猛发展和科技快速变化的新形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巩固商贸流通枢纽地位。
投资一直是湖北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过去投资增速始终保持在25%以上，近年来才出现下调。”邹薇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多地强调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对湖北来说，这意味着不能再将投资仅盯着‘铁公机’，而是要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投资障碍，把握好投资方向，更多地转向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在出口上，近几年的数据不尽如人意。“因为我们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丧失。”邹薇认为，现在要直面问题，“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发挥竞争优势，向价值链的上游争取更大的附加值和利润率；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毕竟低成本优势还存在，而众多的就业者仍然需要岗位。
“我把新常态理解为四个‘中’。”邹薇总结说，一是中速增长，除了中国，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经济增速回落到中速水平，是客观规律，应该坦然接受。
二是中等收入水平。“从人均GDP看，中国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邹薇说，普通民众摆脱温饱，工业结构体系基本形成，增长速度放缓，社会矛盾容易激化，这些都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
三是中产阶层。应对新常态，实现经济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国外的经验是要有庞大的中产阶层。“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的收入、体面的工作，生活稳定，见过世面，只有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流，才能形成扩内需的长效机制，才能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石。”
四是中部崛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的崛起，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市场发现和培育的结果。”邹薇说，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省份中，湖北的发展速度数一数二，保持着比全国高2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越是经济疲软的时候，越是后来居上的时机。科学认识和应对新常态，正是湖北竞进提质的机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卢现祥：
把握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力度和适度，就是把握好政策的‘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卢现祥认为，这主要是指提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和质量。
近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每年着力点不一样。卢现祥认为，今年提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服好务。
一是要为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服务。稳增长和调结构既有联系又有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起调控和服务作用。
二是为“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服务。我国内需市场疲软，消费需求不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税负较重，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过高。
三是为化解风险服务。目前我国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运行还存在一定风险，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力保障。
“归根结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更好适应经济新常态。”卢现祥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就要加大减税力度，增加公共支出。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并不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为税收负担过重。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主体作用，就要“藏富于民”，即多减税、多民生支出。这么一来，财政赤字会增加，政府要为赤字还本付息，就会更注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目前，我省一系列财政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推进省级部门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健全编制环节绩效目标审核机制和执行环节支出绩效评价机制、对发展类项目资金实行竞争性分配、整合财政专项资金等。同时，我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达70%以上。
“无论是量的规定，还是度的把握，必须围绕当年经济稳增长的需要来服务。需要松的时候要松，需要紧的时候要紧。”卢现祥说。
（作者：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