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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受限湖北红茶各自为阵 重塑海外品牌须抱团闯关

发布时间:2015-09-28 10:45:17来源:SRC-11

长江商报消息 红茶出口受限转内销,湖北红茶品牌各自为阵

□本报记者 刘涛实习记者 陈溢波

9月上旬,湖北红茶第一大镇凉城利川毛坝镇已略有寒意。对于来往的茶农来说,季节变换的寒冷并不算什么,他们更在意的是——茶叶价怎么降了,来年新茶还有好价钱吗?

9月7日,长江商报报道的《湖北“最贵红茶”新三板上市悬疑》指出,当地出口欧盟的红茶被检出唑虫酰胺成分,用于精制的毛红茶价格下降。

针对中国出口欧洲市场的红茶产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各国不断更新和增加新农残标准检测选项。

恩施地区是宜红茶的主要原料产地,在农残控制上做足了文章,“基本控制在低于0.01毫克/公斤的标准内”,尽管如此,当地相关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仍无法对接上国外不断变化的检测指标。红茶出口本来利润单薄,加上农残受限,很多茶企“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

然而,有200多年历史,号称中国三大红茶之一的宜红茶并不是茶市亮点,湖北红茶产业的卖点在哪里?

9月17日,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向健军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在建设公共品牌时,一方面应该鼓励区域内产品走出去,参与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要调动利益相关主体齐心协力,共同经营维护公共品牌。

他认为,公共品牌是一种公共资源,品牌经营维护意识差,势必造成品牌损失。

生产须紧盯标准门槛

今年9月初,长江商报记者在恩施地区了解到,当地红茶今年普遍遭遇唑虫酰胺的困扰,利川市毛坝镇茶办负责人肖银山透露,这一农残的来源和成因还不清楚。受此影响,用于精制红茶的毛红茶原料收购单价降幅约1元,这是当地许多茶农及收购商始料未及的。

当地茶叶生产企业也遭遇这一打击,利川飞强茶业公司负责人卓万凯向记者透露,其有出口柜被检出上述农残因而滞留海关。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常通过制定茶叶中的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扩大茶叶检验项目等,抬高对中国茶叶出口的门槛。

2013年2月2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消息显示,欧盟加强对中国5类非动物源食品的进口监管,即冷冻草莓、芥蓝、干面条、新鲜柚子和茶叶;其中重点加强检测茶叶农药残留,重点检测项目为噻嗪酮、吡虫啉、氰戊菊酯等农药残留,且抽检比例高达10%。

2014年8月25日起,欧盟正式提高对中国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标准,还对中国茶叶增加唑虫酰胺残留的检测。

而这一检测的增加,让宜红茶主产区的恩施、利川防不胜防。

根据湖北省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王文君、陈琼在《欧盟最新食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研究》一文中显示,“2014年7月下旬,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总司公布了最新的农残法规修订结果,修改了第(EC)No396/2005号法规中有关二氯丙烯、甲羧除草醚、精二甲吩草胺、调环酸、甲苯氟磺胺及氟乐灵等6种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MRL)”。

欧盟的“绿色壁垒”,体现到中国茶企身上,即出口量下降,企业出口成本增加。

据媒体报道显示,2014年中国的茶叶出口量下降了7.5%,这是源于中国两个关键的出口市场,欧盟和日本的需求量下降。

9月24日,长江商报记者向欧盟下辖的健康和食品安全总理事会发送采访申请,就农残限量标准制定等相关问题对该理事会发言人进行求证,至截稿时止,长江商报记者未收到来自该机构的回应。

中国红茶须积极参与标准制定

恩施地区是宜红茶的原料主产地,其中利川市占据总产量的七成左右,每年出口约7000吨。

利川市毛坝镇茶办负责人肖银山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当地农残不仅低于国家标准,还低于日本的标准,农残“基本控制在低于0.01毫克/公斤的标准内”。不过,仍与不断变化中的农残指标对接不上。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出口红茶利薄,完全靠走量(即薄利多销),加上账期(指从生产商、批发商向零售商供货后,直至零售商付款的这段时间周期)以及国内人工、原料等不利因素影响,红茶出口越来越难,“机械以及厂房等资产长期闲置也是损失。”

为保住并且扩大欧盟市场的巨大市场份额,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的郑沐坤先生曾撰文指出,在茶季生产时,首先在必需使用农药时,应选取高效、低残留的品种,最好选用一些指标订得较宽松的农药品种;其次,应对各产区的农残情况进行调查,对出口货源抽查复验,以实际工作表明限制农残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茶企与茶场、茶农联合建立绿色食品基地,保持稳定的合格货源供给等。

对于欧盟等发达国家频出新规限制中国茶叶出口的事实,有相关专业人士指出,可采取措施来影响出口目标国家的出口标准的制定,比如加大双方之间的联系,让对方更加了解中方的情况等,来影响或者参与标准的制定,还可以进行协商是否可以对相关标准暂缓施行等。

记者查阅国内外资料注意到,各WTO(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制定技术性贸易措施时,应尽量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现状,避免提出超出国际标准的指标,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在这个条款下,中国企业和相关单位如果积极关注,在评议期内向WTO提出质疑的话,也有可能使得他国过于严苛和不合理的农食产品技术法规或标准重新修订或无法最终生效。

宜红须当“带头大哥”抱团闯关

尽管红茶出口受限,但是近三年来,国内市场基于红茶的养生功能的认可,使得大量绿茶企业转产红茶。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省内约七成茶企由绿茶转产红茶,湖北省内红茶品牌众多,有宜红、楚红、宜牌工夫、武当红、襄阳红和江夏红等。湖北省内红茶品牌建设却显得各自为阵,曾经的国内三大红茶品牌之一的“宜红”品牌更是缺乏张力。

9月17日,长江商报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南京路的宜红茶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宜红品牌建设发展相关事宜,该公司工作人员称,要求采访须经湖北省茶协领导向宜红公司老总协调。

长江商报记者于9月17日、21日两次联系同在宜红茶业同一层办公楼的省茶协工作人员刘早平预约采访遭拒。

公开资料显示,“宜红”有着200年的历史,是湖北宜红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宜红茶业)的红茶品牌,该公司在最近几年也开始发力,拥有5家品牌旗舰店和38个商超专柜,开始征召加盟商模式向外扩张。

宜红茶业官网显示,标准店、旗舰店和会所的启动资金分别是80万元、150万元和300万元,产品价格区间40元至4000元之间,定位于中国茶叶领导品牌。

宜红茶业2012年注册成立以来,其命运几经更迭,此前是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直属企业,约在去年底由湖北省农资集团接管。

值得注意的是,宜红茶业拥有“宜红”商标所有权,其他茶企不敢越“雷池”半步。记者调查采访期间,一位要求匿名的湖北茶业人士向记者表示,“将‘宜红’归到一个企业使用,这是逼着其他企业‘自立门户’。”

恩施当地一位茶企负责人更是向记者大倒苦水:“我们最开始宣传只是加了宜红两个字,宜红茶业公司提出抗议,我们也没必要沾这个麻烦。”

“宜红”商标的争议由来已久,湖北省农资集团总经理李勇今年3月23日在宜红茶业调研时指出,“公司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商标权的纠纷,集团要求公司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保证品牌利益。”

一位行业人士指出,最近几年,宜红基本没什么变化,产品角度上缺乏推进,“宜红要重振,也不容易,因为国际市场上普遍认为宜红是一种底端的产品。”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湖北省内红茶公共品牌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的公共品牌,这也间接造成了公共推广资源的浪费。

9月17日,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向健军接受长江商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公共品牌是公共资源,政府在建设公共品牌时,一方面应该鼓励区域内产品走出去,参与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要调动利益相关主体,共同经营维护公共品牌。

向健军认为,由于公共品牌构成复杂、社会性明显,子品牌之间的相互协同、品牌使用者自觉维护是有效发挥公共品牌效应的前提。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研究人员在《中国红茶的品牌竞争战略研究》中指出,“我们的红茶企业比国外企业差的不是质量,而是缺少独立的品牌,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

美国茶之源公司总裁比尔·沃尔顿在一次题为“中国茶叶在美国的发展概况”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国内不同的省份和公司,在同一个产业内并没有足够的整体行为,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进行整合,共同推进行业发展。

欧盟的“绿色壁垒”

2013年

2月20日

欧盟加强对中国5类非动物源食品的进口监管,即冷冻草莓、芥蓝、干面条、新鲜柚子和茶叶

2014年

8月25日

欧盟正式提高对中国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对中国茶叶增加唑虫酰胺残留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