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点情况记叙下来，以作补充。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开始关注北戴河的事情，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的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总理马上向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把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秘书的值班室，这个电话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跟随总理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是总理。他问我：“什么事？”
我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您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
总理知道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
叶群说：“没有。”
“九一三”事件后，我听总理讲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的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起来，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天大亮了，我已经没有睡意，和钱嘉东一起等总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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