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在北京太平桥大街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丁玲与五十年前曾欲加害于她的原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别组组长沈醉相遇、相识了。会上，他们互致问候，笑泯恩怨；会后，两人书信往来，回忆往事。在历史的岁月中，两个昔日的对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五十年前“丁玲失踪”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五十年前，也就是在1933年5月14日上午，丁玲与冯达分别出门办事。路上，冯达说是去看望两位同志，丁玲则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会议。头天晚上，冯达在回家途中，怀疑有特务跟踪，所以两人约定，在中午12点以前都必须回家，如果其中有一人未能按时归来，另一位就应该立即离开，并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对她被捕当天上午的情况，曾这样记述道：
“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才是。我稍为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约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从容、沉着，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不该有的疏忽，导致白色恐怖下难以避免的灾难。
令丁玲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冯达带领特务来到家中。她承认，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认为冯达是个好党员，工作负责，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她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丁玲在《南京囚居回忆》一文中对被捕的经过作了如下详实的记述：
“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过了一会，丁玲猛然见到了冯达。
“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接着，丁玲和潘梓年被带走了。第二天，丁玲便和冯达一起，被押上了火车，前往南京，开始了她的一段特殊生活——“三年囚居”生涯。也就是这三年囚居，给她后来的一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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