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唐翼明
图为：竹林七贤
楚天金报讯 （记者李翌 通讯员何家龙）有人说，魏晋时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次觉醒与迸发；也有人说，魏晋名士是中国最后的精神贵族。日前，“湖北国学大讲堂”迎来第五位嘉宾——着名学者、魏晋文史专家唐翼明，主讲“魏晋人文与贵族精神”。唐翼明教授认为，之前人们对魏晋的误解非常严重，在他看来魏晋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分裂的乱世孕育着创造力
唐翼明系着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他同样是当代华人文化圈中极富盛名的魏晋文史专家，其专着《魏晋清谈》一书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唐翼明先生出生于近代名门世家，其弟唐浩明是我国着名作家。同时，他还是新中国的第一位硕士学位获得者，与易中天为同班同学。
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指从汉末三国起，到隋朝统一中国为止的一段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分裂中，但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唐翼明讲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士族阶级的兴起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思潮从儒术独尊走向儒道融合、士族阶级精英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人文精神的张扬……在唐翼明看来，这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民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代，这段时期在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上、精神的更新和创造上，是一个贡献很大的时代。
文化意义媲美“文艺复兴”
唐翼明认为，这一时期士族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对自由思想的追求、审美意识的觉醒，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还有对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等，都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时期一批年轻的贵族知识分子重新提出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从百家中找到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并且加以发展，从而打破了儒家独霸的局面。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一批高洁之士追求自由、反对束缚、甚至为维护个体尊严和人格独立而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从历史的中纵向坐标来看，魏晋时期的思想变革，对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而从横向坐标来看，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也能与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相媲美。“西方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左右，口号是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旗帜则是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而中国在魏晋时期也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目标是复兴先秦的诸子百家，其结果也是推进了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发展。”唐翼明认为，中国历史上，战国可以对应古希腊、罗马文明，而魏晋则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对应。尽管东西文明略有差异，但都是促进人类文明的两次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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