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强调反对形式主义
2002年3月出版的湖北省委省直机关刊物《机关党建》，有详尽的描述：邓小平同志这么重要的讲话，不记录下来怎么行呢？可省委领导同志原只想把老人接到宾馆，既没带录音机，也没带记者，甚至连一张纸都没带，秘书们也被留在了站外，根本没有做记录的准备。
钱运录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在撕开的烟盒上飞快地记起来。一个烟盒记满了，老人的讲话仍在继续。钱运录焦急地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商亭里有一个空着的大烟盒。他就在这个大烟盒上飞快地记下：“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段记述，是1984年国庆游行时，手书“小平您好”的北大学生胡圣虎写下的。胡圣虎现为省直机关调研员、《机关党建》杂志主编。8月18日，胡圣虎对本报记者谈到，2001年，当时钱运录任贵州省省长，他在贵阳采访钱运录后写下来，并发表在《机关党建》上。
《伟人走荆楚，功德垂千秋》也有相同的记录，并进一步补充：在这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说：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深切地说：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半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缓缓站起身来，与大家道别。省委领导紧紧握着老人的手，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老人家在湖北多留些时间，多给我们一些指示。邓小平满面春风：“等你们更发展了，我一定会再来的！”
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走进武昌火车站贵宾厅，他们3个人凭着记忆，将小平同志29分钟的谈话记录下来，由钱运录作笔录。当夜，湖北省委将这份小平同志的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这段过程，湖北省档案馆提供给本报的解密资料这样记载：“今天上午，小平同志路过武汉，在站台散步时，与我、郭树言、钱运录等同志谈了一些重要意见。特别是反对形式主义问题，小平同志嘱咐我们向你们报告。现将我们追忆的小平同志的谈话要点呈上。关广富。”这份资料还记录：小平同志问：“你们怎么样？”关广富回答说，我们会议也多，报告有时也得一二万字。小平同志说：下去也不要到处作指示，指示多了也成灾。我那时下去就不作什么指示。学习也不要搞形式主义，内容要精、要管用，讲效果。《伟人走荆楚，功德垂千秋》对这次历史的瞬间，这样充满激情地写道：“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这是对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这是对湖北人民的深情嘱托！邓小平期待并相信湖北这块红色的土地，一定能够发展得快些更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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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7次到湖北
第一次
1927年 在汉改名邓小平
1927年6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筹备一次紧急会议（著名的八七会议）。23岁的邓希贤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到湖北。为了工作需要，他在汉改名邓小平。
第二次
1947年 率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率领10万大军挺进大别山，邓小平第二次到湖北。
第三次
1958年 召开两个会议
1958年11月，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武汉，协助毛泽东在汉召开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第四次
1973年 从江西返京后视察武钢
邓小平于1973年2月20日从江西回到北京，其外出考察的第一个钢铁企业便是武钢。
第五次
1974年 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
1974年9月5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外宾。正是在武汉，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第六次
1980年 重点关注经济建设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湖北停留了12天。视察了武钢、二汽、葛洲坝建设工地等，重访了八七会议会址。
第七次
1992年 考察南方驻足武昌
1992年1月18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湖北。在武昌火车站，他谆谆告诫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
（作者：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