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受降堂旁的“受降纪念碑”（背面）。
图为：新四军第五师向华中地区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
图为：1945年9月15日，《新湖北日报》报道我方受降进程。
图为：汉口市民涌上街头，庆祝抗战胜利。
图为：位于汉口中山公园内的受降堂（2000年原址复建）。
图为：受降堂内，按原貌摆放的受降现场。（本版资料图片来源：湖北省档案馆）
湖北日报讯 文/图 记者张欧亚 通讯员刘文彦 实习生张伊 杨郡媚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不久，武汉即设立受降堂。9月18日，曾在湖北不可一世的日寇低头缴械，在此签下投降书。
这扬眉吐气的日子，铭刻在多少老武汉人的记忆中！
69年过去了。当年的受降仪式是如何进行的？彼时的武汉和湖北又是怎样的情景？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访武汉受降堂、湖北省档案馆以及武汉大学、湖北省图书馆，还原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最后通牒：新四军第五师的反攻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两天后，李先念所部向侵鄂日军发出缴械通牒。此时，我军已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
8月29日，记者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一份珍贵的史料——“中国解放区鄂豫皖军区暨新四军第五师对日本驻军通牒”。
这是一张薄薄的油印纸，时间为1945年8月11日，要求日军派代表前往大悟山地区接受无条件投降处置。署名李先念、任质斌、张树才。
历史翻回到69年前。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作为敌后的重要战场，湖北战区抗日军民也发起了浴血奋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四军第五师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受降第一号命令，向华中地区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并集中主力进入信阳、武汉一线。
当时，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五师，已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据省档案馆提供的《日本在汉投降纪实》介绍，新四军第五师自建军后，在敌、伪、顽三角夹击的险恶环境中，在以反扫荡为主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直逼武汉门户。
同时，五师第三军分区和十五旅两进襄南，在江陵、监利、潜江一带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抗日根据地。随后，又以一部进击荆门，出入当阳，开辟了江枝宜地区，恢复丁襄西根据地。五师江南挺进支队渡江南进至洞庭湖滨，开辟了以石首桃花山为中心的石公华抗日根据地。
为迎接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到来，第五师积极准备战略反攻，恢复四望山根据地，扩大湘北、鄂西敌后抗日战场，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建立军事情报交换关系。大力支持在鄂豫边区建立的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加强对敌宣传，加快瓦解日军士兵的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五师奉命向敌占区进军，促敌投降，并坚决歼灭敢于反抗的日伪军队。到8月下旬，五师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毙伤拒降之敌伪军3500余人，攻克中、小城镇12处。
马不停蹄：湖北全面光复经过
◎日本政府乞降当晚，蒋介石密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以四个军向武汉挺进，分别解除日军武装。
湖北省档案馆保管处副处长丁霞为本报记者查到一份史料，详细记载了日本乞降、我军全线接管的过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嵒即指令周上璠中将进入宜昌，洽谈驻宜昌日军尾浦旅团投降事宜，首开湖北地区接收日军防务进程。深夜，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以四个军向武汉挺进，分别解除日军武装。”
8月11日，新四军第五师向华中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出通牒，命令在24小时之内派遣代表前来湖北大悟接受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18日周上璠受命出任宜昌城防指挥官兼宜昌区交通警备司令。20日起，四个军开始向武汉及其周边挺进。
8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颁布中国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分配表，指定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湖北武汉、沙市、宜昌地区日军投降。
8月25日，孙蔚如上将向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发出第一、二、三号备忘录，令其向中国第六战区投降，计日军一三一师、一三二师等八个部队，以武汉、沙市为投降集中地点。
省档案馆存档的备忘录第一号：通告冈部直三郎，限于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二时答复。第二号：通告本战区各军前进地区及经过路线，日军不得阻碍，并限于二十七日实行，同时即交出宜昌土门垩飞机场。
8月27日，何应钦由湖南芷江飞往湖北恩施第六战区长官部，召集孙蔚如及执行受降任务之各部队长训令。30日，孙蔚如命令谢士炎少将率通讯兵、宪兵及随军记者48人飞抵汉口，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前进指挥所，代表“长官部”行使指挥一切权力；
9月7日，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嵒所属各部到达宜昌、沙市一带，并继续向武汉、应城、孝感、黄陂前进，17日已到达各指定地点。与此同时，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玖率部于13日抵汉，开始办理受降事宜，16日进入武汉市区。17日第六战区长官部、省政府等首脑机关迁入武汉。第六战区长官部和军政部特派员接收日军全部装备、军事仓库和附属工厂。
与此同时，前进指挥所将受降命令（修正本）交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命令其9月18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投降。
旧报记载：市民在断瓦颓垣间欢呼
◎汉口市区断瓦颓垣，破败不堪，但狂欢的激流在每个人的心里汹涌。孙蔚如等乘船抵达时，民众夹道欢呼，盛况空前。
自1938年7月25日14时，日军第六师团波田支队在黄梅小池口登陆，湖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经历了长达7年的屈辱生活。
武汉终于迎来胜利，但当时的汉口市已是一片破败影像。1945年9月2日出版的《新蜀报》，题为“汉口市区断瓦颓垣，马路坎坷不平”的新闻中这样描述说：“记者今晨抵达湖北，经汉口一码头、鄱阳街、兰陵路汉口繁华地区，到处尽是破败影像，沿江马路两侧坎坷不平，荒草杂生，江面未见有船只航行，仅有少数船停靠两岸。汉口往武昌由王家巷一处，每日轮渡往返一次”。
这与光复重生、市民欢庆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第二天，《新湖北日报》在评论《普天同庆》中，深情记下了武汉市民的狂欢：“人类的罪魁，我们的仇敌，终于乞降了。我们不会隐示，狂欢的激流在每个人的心里浪淘汹涌，雄壮的歌声绕着大地，胜利的狂欢响彻了云霄。”
这一天，《新湖北日报》还在头条报道了我军向武汉进发的情况：“我孙定超将军所部于2日正式接收宜昌城，民众鸣鞭欢迎，均呼中国万岁口号。我柳际明将军所部亦通过宜昌，向武汉进发，过宜时，日本士兵沿途向我敬礼，惟服装破烂，病容满面，其状甚惨。其第77旅团长尾埔银次朗亲自欢迎柳将军，礼貌极周。我宋瑞珂将军所部昨日亦抵沙市，接收全市，毫发未生其他事件。现三斗坪船已可直接通达汉口，日方保证途中并未布置水雷云。”字里行间，充溢着作为战胜国的自豪。
9月17日，日军在汉签降在即，《新湖北日报》报道说，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副司令长官郭忏将军及长官部首批人员分乘民万、民来两轮，于17日下午3时33分到达汉口江汉码头，党政军各界前往欢迎者极众，民众夹道欢呼，盛况空前。
最后低头：日本大将率属21万签降
◎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战刀被我少将夺下，入场脱帽敬礼。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签收，汗如雨下。
“1945年的夏秋之交，武汉人们沉浸在民族复兴的喜悦之中。”《日本在汉投降纪实》这样描述日军当年9月18日在汉投降过程：“14年前是气焰嚣张的日军侵华开始的日子，人们选择这个日子，在中山公园举行第六战区受降仪式。”
这一天，汉口中正路（现解放大道）从循礼门至硚口的马路两旁，布满了岗哨。周围来了很多武汉市民，把中山公园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都想亲眼目睹鬼子投降的场面。我军五步一岗，特地将一个连的兵力分成10组在中山公园内外巡逻。中山公园西北角的大草坪上，有一座平顶式的横列房屋，是为表彰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功绩而兴建的“张公祠”，祠门上的房额已换为“受降堂”三个金字。
下午3时，一片肃穆中，两辆军用摩托车引导着一辆竖着白旗的黑色轿车驶入，停在草坪进口处的武装警卫兵面前，日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走下车来。他个子矮小，蓄着一撮东洋胡子，全身戎装，左手握着一把战刀，身后跟着他的参谋长中山贞武及来福静岛、冈田芳政、清水勖之大佐。
这时，守卫在受降堂台阶前的司令长官部少将副官处长蒋虎杰快步上前，从冈部直三郎手中把战刀夺了过来，带着他及4名幕僚走向“受降堂”。堂厅正中摆着一长列的会议桌，孙蔚如司令长官身着戎装，作为我华中地区受降官坐在正中，两侧坐着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玫、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其他则是军职师长以上、文职市长、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厅长以上的官员及地方耆宿、民意代表、美军顾问等，共88人。
冈部直三郎及幕僚走进堂厅，站在孙蔚如面前，脱帽敬礼。孙蔚如站起身，声如洪钟，宣读了“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冈部直三郎投降。冈部直三郎，这个在武汉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战犯，耷拉着脑袋，神情呆滞，汗珠不停地从额上、脸上流下。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5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确实遵照……”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连天。
受降仪式结束后，冈部直三郎及其幕僚4名，仍由两辆军用摩托车警戒送归。随后，投降后的日军官兵及日本侨民均由中方日俘管理所分别集中于青山、洪山、大东门、珞珈山等地。9月30日，冈部直三郎被中国军方逮捕，囚禁于武汉大学，后转押至上海。1946年11月，冈部直三郎因脑溢血在战犯医院中死去。
受降之夜，江城群众自发上街游行，到处是欢庆的锣鼓，喜庆的鞭炮。时年18岁的青年徐明庭压抑不住兴奋之情，步行到黄陂老家，将这喜讯告诉穷山僻壤的父母，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要酒喝，引得祖父诗兴大发：“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喝。”
探访
今日受降堂
8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汉口中山公园内西北角的受降堂。
受降堂是一座面积355平方米的平顶厅堂式横列建筑，旁边立有一块1米多高的汉白玉石碑，上书“受降纪念碑”五个大字，背面刻有碑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21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题。”
作为全国15个受降点中唯一对外开放的受降旧址，受降堂也是“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免费开放以来，共计接待中外游客、学生、军队团体达30余万人次。
记者看到，馆内参观者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年纪尚幼的学生。他们大多沉默不言、表情肃穆，常在一处展列牌前驻足许久。据场馆工作人员说，有些游客甚至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
展馆留言簿上，记者看到了许多来自各地游客的留言。“参观了几次受降堂，心里都流了血”，潜江江汉油田的何先生的留言，这也是许多游客在参观之后的真情实感。
历史应该被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黄陂区王家河的两位退休教师写道，“今日观展览，怒火满胸膛……和平不能忘，国防要加强，实现中国梦，奋力奔小康！”天门的龚女士也写道，“希望中国一直强下去，再不要看到可怕的战争，支持我美丽的国家，中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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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蔚如去向
抗战胜利后，孙蔚如将军眼见蒋介石极力准备内战，营私独裁。多年前他屡谏蒋介石释放杨虎城将军又连遭训斥，积愤已久，不愿再事敷衍，便连电辞职，但均未获准。遂举家避居杭州。
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安排好飞机逼令孙蔚如迁居台湾，孙蔚如一面派人大肆张扬去台湾购买了住所，一面潜居上海，暗中指示他带往南方的以原第四集团军一个加强团为底子组建的国民党232师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他本人又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安全到达北京，投入了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建国后，孙蔚如长期担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9年，孙蔚如病逝前致书中共中央，客观综述自己的一生，衷心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信服，以及祝愿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心愿。
（作者：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