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受降堂

   图为：受降纪念碑

　　楚天都市报记者陈倩 实习生童瑶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曲严

　　武汉中山公园西北角，胜利广场边，有一座占地约400平方米的平房。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平房大门的匾额上，题写着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受降堂。

　　自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武汉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了7年的苦难岁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8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将军，接受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率部21万投降。而冈部直三郎签署投降书的地方，就是受降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70年前，受降堂见证了取得抗战胜利时武汉人民的巨大喜悦；今天，它所代表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仍应代代相传。

　　受降堂原本是张之洞祠堂

　　受降堂旁边，2014年新建了一座中山公园园史陈列馆，里面的档案资料，记录了受降堂的前世今生。

　　耐人寻味的是，受降堂的始建者，是日军占领时期的伪武汉市长张仁蠡。这个名字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但他的父亲却是大名鼎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

　　创办自强学堂，建设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编练新军……张之洞的名字，和大武汉的近代发展史联系紧密。至今，武昌还有一条张之洞路。

　　张仁蠡是张之洞最小的儿子。华北事变后，他投靠日寇，1939年任伪武汉市长。1942年，他在中山公园修建“张公祠”，供奉张之洞的牌位和张姓家谱。

　　张之洞在世时不会想到，日后自己的祠堂会被打上“汉奸制造”的标签；张仁蠡也不会想到，他所修建的祠堂，3年后会见证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

　　据湖北省档案馆史料记载，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当日深夜，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以四个军向武汉挺进，分别解除日军武装。”

　　8月11日，新四军第五师向华中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出通牒，命令其在24小时内派遣代表，前往湖北大悟接受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5日，孙蔚如将军向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发出第一、二、三号备忘录，令其向中国第六战区投降，以武汉、沙市为投降集中地点；9月17日，第六战区长官部等迁入武汉。第六战区长官部和军政部特派员接收日军全部装备、军事仓库和附属工厂。与此同时，前进指挥所将受降命令（修正本）交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命令其于9月18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投降。这座受降堂，就是重新布置的“张公祠”。

　　受降碑凝固抗战胜利瞬间

　　昨日，楚天都市报记者走进受降堂。大厅一张大书桌的正中位置，摆放着两个相对的名牌，分别代表孙蔚如上将和冈部直三郎大将。70年前，正是在这张书桌上，冈部直三郎签署了投降书。

　　据史料记载，冈部直三郎投降时，他一身戎装，左手拿着军刀，强作镇定。但当他走向受降堂的时候，守卫在受降堂台阶前的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副官处长蒋虎杰快步上前，一把将他的佩刀夺下。签署投降命令时，冈部直三郎的脸上不住流汗。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在武汉人民的欢呼声和爆竹声中，耷拉下曾经不可一世的脑袋。投降后不久，他被中国军队逮捕，1946年在战犯医院毙命。

　　为了记录这胜利的时刻，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在受降堂边立碑，孙蔚如将军亲自题写碑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部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这块受降纪念碑，后来沉睡了53年。1998年，中山公园工作人员在受降堂旁的张公亭地下室发现了它，它才重见天日。在中山公园园史陈列馆里，还能看到当时《楚天都市报》对这件事的报道。

　　受降纪念碑的发现，让一度蒙尘的受降堂重新受到关注。在武汉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倡议和指导下，2000年1月，中山公园管理处对受降堂按原貌修葺一新，并将受降纪念碑立在受降堂右侧。

　　武汉受降堂是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全国16个抗战受降点中最早对外开放。工作人员说，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但因为它是免费开放，无法准确统计确切的参观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