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日军在进攻武汉作战中大量使用毒气。图为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第101师团士兵。

　　图为：日本战犯口供记录。

　　图为：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日本战犯的档案。

　　七年沦陷，我省伤亡逾92万

　　自1938年7月25日14时，日军第六师团波田支队在黄梅小池口登陆，湖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开始了长达7年的屈辱生活。

　　7年间，日本法西斯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血案，共造成我省人口伤亡928956人。

　　湖北党史办宣教处处长熊廷华向本报记者介绍，为查清这些史实，他们分别在省、武汉市档案馆、图书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查阅了大量资料，并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大量文献资料及国民政府军战斗详报、会战电文，参考已有文献，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编著了《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记载，日军在湖北集中杀害10人以上的惨案就多达300起，而这仅仅是日军所犯下罪恶的一小部分。仅在武昌张公亭，日军就数百次杀害平民，总计杀害14000余人；在汉阳县第10区渔门乡，日军实施屠杀数百次，共杀害平民15000余人；1940年5月，日军13师团在宜都包围并以机枪扫射平民，杀伤无数；日军在黄陂县刘店乡坦教湖杀害平民4000人以上；在钟祥县老堤杀害平民3000余人；在宜城县杨家大洲杀死杀伤难民近千人。

　　1940年6月2日，3名日军在宜城县将4名70岁老太太烧死；1940年8月19日，在当阳县将正在念佛拜经的僧俗25人杀死；1941年，在宜都古老背，将17个小孩抛入江中淹死。

　　日军还以各种借口虐杀无辜平民。为试军刀是否锋利，日军铃木荣与横木，于1942年5月在江陵将两名“中国爱国者”斩首；1940年6月9日，为测试步枪性能，日军将逮捕的10名中国人排成一列纵队，在后面用一发步枪子弹同时杀死8人；为练杀人胆量，日军在沙市对活人进行刺杀。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日军39师团联队兵士长山本治，1943年4月13日于宜都县白洋镇，杀死陈德诗、杨楚三等村民的孩子共七八人充当食品，日军还在枝江正白水村烧毁民居100多栋，并挖出村民李新耀的心肝吃。

　　罄竹难书：日军罪犯的呈堂自供

　　4日下午，记者到省档案馆查阅有关抗日战争档案，工作人员抱出几大摞卷宗。“我们馆藏了近30万卷抗战档案”，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近10万卷是1951年到1956年有关部门调查日军所犯罪行及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笔录和认罪书。

　　时光的尘埃，掩不去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这些档案成为日本侵略军滔天罪行不可抹杀的铁证。

　　佐佐真之助：“我以师团长的身份，承担全部责任”

　　“杀害抗日战士3573人，杀害平民269名，虐待人民36425名，强奸妇女67名，烧毁房屋212栋……”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被告人佐佐真之助的笔供揭示了他的罪行。

　　1945年3月，佐佐真之助作为中将师团长，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在襄阳、樊城、南漳等地进行侵略作战，杀害居民90余人，将妇女、儿童、老人等12人残酷地绞死。在王家营村把18人以铁丝穿连手心，用刺刀刺死。在襄阳将和平居民30余人用铁丝拴缚推入河中，28人被淹死。纵容部下强奸、轮奸妇女多名，有的被轮奸致死。

　　佐佐真之助在认罪书上说：“这个内容是真实的，我以第39师团长的身份，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吉冈重美：“明天去杀活人”

　　吉冈重美在1954年3月14日供述：

　　我于1940年4月3日编入第39师团232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驻扎孝感县肖家港车站附近。

　　训练大约一个月后，一天教官向他们说：“明天去杀活人！”

　　第二天8时左右，老兵绑来2名中国人，将他们绑在刺刀柱上，并给遮住眼。大家依次刺杀，训练完毕后，就在附近挖了两个坑，把这两人埋了。当时这两名中国人一起哭，不过一下子就死了，他们的样子我至今记得。

　　铃木荣：“放毒是为了维护对中国的统治”

　　铃木荣自1940年参加宜昌作战。他在1954年8月3日的口供中说：于汉水上流白河进行渡河战时，我受大队长命令发射赤筒10枚、绿筒15枚（赤筒、绿筒均为毒气），因中毒而晕倒遭杀害的抗日军人32名，我亲自用军刀斩杀4名抗日军，又在战斗中用炮火杀害抗日军约28人。

　　笔录中，还有如下记载：“放毒目的何在？”“当时奉命放毒，掩护日军大量屠杀中国人民……使用非人道化学杀人武器，维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

　　鹈野晋太郎：“指使军医用活人做实验”

　　“1944年春，在当阳飞机场西北角，我听说新任军医长谷川虽是外科医生，但没有临床手术经验，于是将当阳县老场地区的两名中国农民砍杀，现场指使长谷川用一名作为实验手术，将右下腹部割开5公分，摘出盲肠。”1954年8月3日，曾任日军大队情报宣抚主任、联队本部俘虏系中尉等职的鹈野晋太郎供述。

　　档案记载，鹈野晋太郎还曾指使军医静脉注射空气杀害和平居民多人。

　　多名日军将官在湖北被击毙

　　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宣告结束，但湖北军民的抗争没有就此结束。湖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孤悬敌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由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到五万多人，歼敌伪军4.3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湖北境内发动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战役、鄂西会战，有效打击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在这些会战中，多名日军将官被击毙。

　　下川义忠，侵华日军第11军第10野战补充队队长，陆军少将，曾随大阪第4师团参加攻占菲律宾的作战。1944年4月19日，在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于湖北省应城县境内。死后追晋中将。

　　山田喜藏，日军陆军少将，襄东会战开始后，第11军对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实施包围，在大洪山地区与我地方部队遭遇，山田喜藏被当场击毙。

　　横山武彦，日军少将副旅团长。1941年1月，驻当阳日军千余人向我军远安防地进攻，179师537团三营九连一排长陈云龙巧妙设伏，击毙横山武彦。

　　小笠原数夫，1936年8月晋升为陆航中将。1938年9月4日飞抵湖北省孝感地区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

　　腾堂高英，陆军少将，武汉会战后，于1939年1月14日任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兼任九江警备司令官。1940年初，藤堂高英旅团抽调三个大队，执行以宜昌为攻击目标的独立作战任务。中国军队乘机向九江西部的瑞昌奔袭。6月3日，藤堂高英亲率所部驰援，突遭中国军队伏击，被当场击毙。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8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在汉口中山公园张公祠举行受降仪式，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由中国士兵押至受降堂前，摘下佩刀，低头进入受降堂，递上投降书。

　　此次受降共接受日军官兵202335人、骡马9967匹、手枪4474支、步枪159654支、轻机枪4585挺、重机枪566挺。

　　9月25日，武汉地区日军53995人全部解除武装。汉口市政府在中山公园立受降纪念碑以志。

　　资料图片由湖北省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