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理论·“十三五”展望十二】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冯俏彬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决胜阶段，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时期。公报将“创新”置于实现“十三五”需要树立并贯彻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并明确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宏观层面上，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诸多方面，微观上讲则还包括管理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等，既与企业、个人密切相关，更与政府高联系。结合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情况，政府将是最主要的创新主体之一，制度创新应当是最重要的创新，即以政府为主体提供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共享、建设美丽中国的各项制度与体制机制。

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以形成稳定的制度环境，具体表现在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自2013年以来，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取消或下放近600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行政许可事项，清理收费改革、推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在约束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权方式、为社会松绑减负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据报道，自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平均每天新增企业 大约在10000家左右，这是在国内外经济环境趋紧、经济下行时期，我国就业仍然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仍然有所增长的重要原因。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系统性、基础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改革的系统设计与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要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自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重大、系统改革均是从财政改革开始。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以兼顾与其它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在“管住权”、“管住钱”为核心的政府改革之后，更重要是放开市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向全社会提供规范、公平、有序、开放的制度环境，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目前，一些与市场环境建设有关的重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价格改革、以及部分城乡社会社保制度改革等已经出台，正在细化和推进之中，但与市场配置资源高度相关的金融改革、土地改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则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形成共识并陆续展开。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关系到市场机制健全与否、完善与否的重大制度供给，是制度创新的核心，也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保障。

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围绕着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互联网+”等新业态、新经济的创新，正在替代以往单纯的要素与资源投入，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要从以往居于价值链中下游上升到中上游，要从传统经济过渡到新经济，科技进步首当其冲。要释放这方面的空间，同样需要一系列激发科技人员积极、促进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制度供给 ，如科技成果转化制度、股权分享与激励制度、教育体制改革、人才战略等。

总之，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正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征程中，引出政府适应形势的变化与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不断优化制度环境，从而逐渐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的过程。当前，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