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梁斌其名，是当年读他的《红旗谱》。了解梁斌其人，则是从襄阳市档案馆藏的相关档案资料。当我们走进梁斌档案时，大师的风范更加让人肃然起敬，他的三次辞官尤其使人深受教育。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是“三辞官”，“三不要”。

　　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

　　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

　　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

　　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84年，70高龄的梁老，组织关系从河北转到天津，行政级别是正省部级，当时李瑞环在天津当市长。李市长对这位为党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同志十分敬重和关心，专门请了一些文化界的名人一起为他接风。其间，李市长提出为他配秘书，他坚决不要。李市长要给他配车，他说：“身体还好，等有病时有车用就行了”，谢绝为他配车。李市长提出给他改善住房条件，他以“住的很好，房子够用。”又谢绝了李市长的好意。就连有次生病，他也没有向机关张口调车，而是让女儿用自行车推着去的医院。

　　梁老不仅三辞官、三不要，而且对金钱十分淡泊。有个外国人想用10万美金收藏他的《红旗谱》手稿被他谢绝，他却把自己的全部手稿无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了家乡孩子们的教育，他悄悄地把50万稿费捐给老家梁庄，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

　　梁斌不追求官位，不贪图享受，不贪欲钱财。但对于人民的文学事业却脚踏实地无比执着，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将自己的心灵和笔触深深植根于百姓，植根于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他十分注意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完善创作，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观察生活的感悟和群众的语言。他说：“希望自己的作品，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这些，可以从他的《红旗谱》手稿影印件中得到印证。对农村生活细节的熟悉、人物的刻画，哪怕是一些野菜的生长、特点等都描述的细致入微。从字里行间的反复圈改，可以真切感受梁老对百姓语言的追求，摒弃造作和虚华，力图通俗、朴实、简洁、充满泥土气息，以一卷宏大的乡土乐章，奏响中国近代农村变革的一串串音符。

　　梁老严以律己的精神境界，心系百姓不计名利的胸怀，求真务实的作风，至今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更是一部生动的教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重要论述，强调为官莫忘“严”与“实”，而梁老早在几十年前就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典范。

　　（襄阳市档案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