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一个在媒体的表述中应用的越来越多的说法。

但，做常常比说要更难些。

而一个城市的转型，则不仅意味着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面对新的规则、制度甚至秩序，也意味着要把过去的负重转变为未来的资产；更重要的是，城市转型往往有个性特征，并没有可以完全通用的经验，这就意味着过程中往往得“摸石头过河”。

转型，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坚持。

2013年，全国煤炭市场的“黄金十年”彻底终结，煤炭资源面临枯竭，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煤炭行业亏损严重，煤炭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经济衰减的影响开始扩散。这样的背景下，单纯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出路成为影响成百上千万家庭的沉重话题。

不同于山西“煤老板”全国闻名的阔气，以及同省“因煤而兴，因煤而富”的产煤大户神木的富足，煤炭资源也很丰富的陕西中部地级市铜川更加低调一些。

△ 陕西媒体资源分布情况

如今，这个位于陕中的地级市正在经历转型，尝试逃离资源型城市"建设-发展-萎缩-报废"的命运之轮。

在“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活动的铜川情况介绍会上，铜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严维佳向记者们介绍了“六色”铜川——黑灰资源富集地、青色陶瓷发祥地、红色革命根据地、金色佛教的兴盛地、绿色休闲养生地以及多彩文化承载地——的历史和现在，也分享了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中，面临的困境与困惑。

“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走路打着伞，吃饭捂着碗”，老铜川人说起以前的环境，带着点无奈又好笑。作为煤矿、水泥工厂聚集的地区，厚厚的粉尘是铜川的“标配”，空气质量非常差。

长期以来，“挖煤卖资源、挖石头烧水泥”的粗放生产方式，造就了“一煤独大”的偏重型产业结构。而水资源的短缺，又令这个处于关东平原向黄土高原过度地带的城市工业“渴了”，“干了”。更严重的是，大规模的煤炭开发使全市形成了267平方公里的采空区和沉陷区，令4.6万户、13万人居住在棚户区和沉陷滑塌区。

进入新世纪，铜川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一样，面临深度转型的抉择。

转型要脱胎换骨，思路要先行，政府的作用关键。铜川的转型已上路20年，历届市委市政府都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

1994年，铜川新区建立，成为煤炭外的另一个增长极。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铜川新区逐渐形成了以台湾旺旺集团铜川瑞麦食品公司为龙头的食品加工业，以陕汽集团为龙头的装备制造业，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兴材料研发生产基地为龙头的先进材料业，以及以大唐养生园为龙头的文化养生产业。

△ 铜川新区

实际上，铜川的资源并非只有煤炭，这里还是一座有着丰厚红色旅游资源的城市。位于铜川西北部的照金曾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铜川留下了伟大的革命印记。

现在，铜川已经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之一。旅游业的发展也给铜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2015年，旅游总收入达到65.61亿元，是1995年的35倍。

△ 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铜川照金薛家寨

在寻找新的产业出路的同时，环境和生态的保护也提到了铜川市领导的桌案上。作为曾是铜川经济支柱并贡献了大量工作机会的传统工业，煤炭和水泥生产恰恰是污染的重要源头。

GDP还是环境？铜川在努力寻找平衡，这也是“壮士断腕”之所指。关闭煤矿和水泥生产线，拆除白灰窑、坩土窑，拆迁煤台和污染企业，基本实现了煤城基本不烧煤，水泥大市无立窑。

大力治理的成果之一，是以对环境要求苛刻的濒危鸟类朱鹮成功地繁衍生息了。这座曾经“蒙尘”的陕中明珠下一步的“野心”是，建一个“山青、水净、坡绿、天蓝”的新铜川。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省伊春市考察，对城市的转型作出了注释：转型发展，民生为要；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不要单打一，注重多元化。

铜川，是中国探索“大国转型”之路过程中的一个地区性缩影和个例。不惧怕阵痛，拥抱收获，也是三秦人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