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在汉成建制正规化

发布时间：2016-06-30 11:06:49来源：C-- 长江日报进入电子报

长江日报讯（记者欧阳春艳）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许多中央机关在这里成建制、正规化，实现中共走向胜利的历史性转折。

作为党中央所在地，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中央农委、中央工委等多个中央机关在汉办公。在武汉，中共中央还创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等新机构。一系列重要会议、重大决策，一系列党建举措、党史转折，在这里做出、发生。

1927年也是党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接连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武汉迅速陷入白色恐怖，党组织被破坏、共产党员遭到捕杀，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据介绍，早在1926年9月，中共中央即开始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来汉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张太雷、恽代英、吴玉章按照中央指示抵汉指导工作。

192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从上海乘船到达革命中心武汉，标志着中共中央机关完成了从上海到武汉的迁移。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

如今，汉口胜利街上，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即将开放。这里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厅所在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里开会、办公，我党许多重要领导人均在此从事过革命活动。

连日来，本报派出多路记者探访中央机关在汉旧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

　　1927年中共在汉具备强大自我修复能力

　　记者宋磊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随后，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这一年成为武汉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年。

1927年的武汉在中共党史上有怎样的作用和地位？昨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他表示，在中共党史上，1927年的武汉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

中共对革命影响力在武汉达到鼎盛

“1927年，武汉成为革命中心，与北伐进程直接相关”，程美东分析，1927年初，随着北伐高歌猛进，为挫败盘踞在东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武汉成为北伐战争的战略基地。

“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便利，东扣南京、上海，北接中原地区，战略地位突出，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正因此，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到武汉。众多共产党员，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担任要职。“中国共产党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力，在1927年的武汉达到鼎盛。”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程美东称，“中共五大是党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会议，对党的建设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五大’对于修正我党的错误倾向，可谓力挽狂澜。”

在武汉有了强大自我修复能力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央纪律检察机构建设的开端。”程美东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实现了对党的高级领导人进行监督，是党的民中集中制建设上的一次重要决策。

程美东说，充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让党认识到，党的高层领导人对重大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的一些错误行为，很可能让我党处于危险境地。“五大”对防止领导干部权力过度集中而造成决策失误具有重大作用，让党的制度建设在民主化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化。

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超过5万人，党员管理问题日益凸显。程美东认为，“五大”党章及时补充、完善党的建设相关条例，强调党员管理、教育，为保证这一群体合理、科学发展提供保障。“中共五大是一个标志，从此我党有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党在武汉为全国人民指明斗争方向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程美东说，形势危急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右倾思想让我党岌岌可危，急需拨正。

“在紧急关头，八七会议的召开很及时。”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八七会议在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使党迈进了一大步。”

为深入群众奠定实践基础

程美东认为，1927年，党在武汉积极组织工农运动、群众运动，为今后深入群众，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实践基础。

1927年初，共产党人组织多次群众抗争，3月15日，武汉政府收回汉口的英租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的一次重要成果。”

同时，共产党还领导、组织工人自治、工人纠察队，武汉工人纠察队曾达5千人规模，力量强大，对打击反动势力，解救工人力量功不可没。

“在组织群众运动上，我党总结出经验：群众要因势利导，同时，不能忽视群众热情，否则革命很难成功。”

“武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决策地，对党日后壮大贡献巨大。”程美东指出，1927年，党在武汉经历重大转折，由国共合作走向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位于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中央秘书厅设在这里。当年，中共中央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此做出的记者彭年摄

　　中央秘书厅设在中共中央所在地

　　一系列重大决策在这里做出

　　记者欧阳春艳

在汉口胜利街与黎黄陂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坐西向东的三层红砖洋房。1926年底至1927年夏，大革命中心移至武汉，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这里正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秘书厅设在这里。当年，中共中央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此做出的。

2013年3月，这栋位于胜利街165、167、169号的小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在此积极筹建，即将开馆。

中央机关云集在小楼周围办公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从1926年9月起，抽调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1927年初，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云集武汉。

同年4月初，在汉的中央执委会委员、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开始行使党的最高职权。同月中旬，总书记陈独秀来到武汉，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迁汉。

在此前后，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中央军委等中央机构陆续从上海迁到武汉。胜利街这栋小楼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秘书厅设在这里，中央其他机关以此为中心，在方圆一公里内办公。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这幢普通的洋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和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召开、决策。

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

近日，本报记者获准进入曾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厅的这幢小洋楼。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栋小楼建筑面积1140.78平方米，有30余个房间，“保卫室、会议室、图书室、文印室、领导人卧室等一应俱全，当年这里常驻的人员并不算多，但是很多重要人物都曾在这里开会”。

推开小楼里的一扇门，记者看到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几个字，工作人员指着室内一张会议长桌说：“就是在这个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召开了中共中央多次重要会议并做出了很多重大决策。”

据介绍，当年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等都曾在此会见各省党的负责人，商议和布置工作。周恩来、李立三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并曾参加中央常委值班。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彭湃、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等人曾来此开会、谈工作。

在这幢洋楼的2楼，是蔡和森的办公室兼卧室。记者看到，在这间临街的房内，摆放有书桌、床、衣柜等家具。工作人员介绍：“1927年4月，蔡和森来武汉，并在此居住、办公。5月，他在武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央秘书长。”

毛泽东危急关头提出“上山”建议

中共中央机关在汉期间，是大革命形势由高潮向低潮逆转，再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特殊时期，革命面临着非常复杂而严峻的局面。

1927年7月4日，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汉举行扩大会议。正在筹建中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里，有一组油画再现了相关场景。当时，被紧急从湖南召回武汉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毛泽东还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过可惜的是，当时这个建议并没有被付诸实施。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真实面目已经显露，中共中央被迫采取措施应付突变，中央机关办公地址多次搬迁。总书记陈独秀秘密从四民街这幢洋房撤出后，辗转搬到汉口花楼街一家纸行隐蔽起来，其他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也迅速转移他处。至此，这幢洋房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历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