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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机关在汉成建制正规化
发布时间:2016-06-30 11:06:49来源:C-- 长江日报进入电子报

长江日报讯(记者欧阳春艳)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许多中央机关在这里成建制、正规化,实现中共走向胜利的历史性转折。

作为党中央所在地,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中央农委、中央工委等多个中央机关在汉办公。在武汉,中共中央还创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等新机构。一系列重要会议、重大决策,一系列党建举措、党史转折,在这里做出、发生。

1927年也是党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接连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武汉迅速陷入白色恐怖,党组织被破坏、共产党员遭到捕杀,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据介绍,早在1926年9月,中共中央即开始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来汉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张太雷、恽代英、吴玉章按照中央指示抵汉指导工作。

192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从上海乘船到达革命中心武汉,标志着中共中央机关完成了从上海到武汉的迁移。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

如今,汉口胜利街上,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即将开放。这里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厅所在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里开会、办公,我党许多重要领导人均在此从事过革命活动。

连日来,本报派出多路记者探访中央机关在汉旧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

  1927年中共在汉具备强大自我修复能力

  记者宋磊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随后,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这一年成为武汉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年。

1927年的武汉在中共党史上有怎样的作用和地位?昨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他表示,在中共党史上,1927年的武汉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

中共对革命影响力在武汉达到鼎盛

“1927年,武汉成为革命中心,与北伐进程直接相关”,程美东分析,1927年初,随着北伐高歌猛进,为挫败盘踞在东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武汉成为北伐战争的战略基地。

“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便利,东扣南京、上海,北接中原地区,战略地位突出,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正因此,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到武汉。众多共产党员,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担任要职。“中国共产党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力,在1927年的武汉达到鼎盛。”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程美东称,“中共五大是党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会议,对党的建设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五大’对于修正我党的错误倾向,可谓力挽狂澜。”

在武汉有了强大自我修复能力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央纪律检察机构建设的开端。”程美东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实现了对党的高级领导人进行监督,是党的民中集中制建设上的一次重要决策。

程美东说,充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让党认识到,党的高层领导人对重大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的一些错误行为,很可能让我党处于危险境地。“五大”对防止领导干部权力过度集中而造成决策失误具有重大作用,让党的制度建设在民主化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化。

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超过5万人,党员管理问题日益凸显。程美东认为,“五大”党章及时补充、完善党的建设相关条例,强调党员管理、教育,为保证这一群体合理、科学发展提供保障。“中共五大是一个标志,从此我党有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党在武汉为全国人民指明斗争方向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程美东说,形势危急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右倾思想让我党岌岌可危,急需拨正。

“在紧急关头,八七会议的召开很及时。”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八七会议在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使党迈进了一大步。”

为深入群众奠定实践基础

程美东认为,1927年,党在武汉积极组织工农运动、群众运动,为今后深入群众,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实践基础。

1927年初,共产党人组织多次群众抗争,3月15日,武汉政府收回汉口的英租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的一次重要成果。”

同时,共产党还领导、组织工人自治、工人纠察队,武汉工人纠察队曾达5千人规模,力量强大,对打击反动势力,解救工人力量功不可没。

“在组织群众运动上,我党总结出经验:群众要因势利导,同时,不能忽视群众热情,否则革命很难成功。”

“武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决策地,对党日后壮大贡献巨大。”程美东指出,1927年,党在武汉经历重大转折,由国共合作走向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位于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中央秘书厅设在这里。当年,中共中央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此做出的 记者彭年 摄

  中央秘书厅设在中共中央所在地

  一系列重大决策在这里做出

  记者欧阳春艳

在汉口胜利街与黎黄陂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坐西向东的三层红砖洋房。1926年底至1927年夏,大革命中心移至武汉,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这里正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秘书厅设在这里。当年,中共中央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此做出的。

2013年3月,这栋位于胜利街165、167、169号的小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在此积极筹建,即将开馆。

中央机关云集在小楼周围办公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从1926年9月起,抽调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1927年初,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云集武汉。

同年4月初,在汉的中央执委会委员、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开始行使党的最高职权。同月中旬,总书记陈独秀来到武汉,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迁汉。

在此前后,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中央军委等中央机构陆续从上海迁到武汉。胜利街这栋小楼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秘书厅设在这里,中央其他机关以此为中心,在方圆一公里内办公。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这幢普通的洋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和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召开、决策。

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

近日,本报记者获准进入曾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厅的这幢小洋楼。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栋小楼建筑面积1140.78平方米,有30余个房间,“保卫室、会议室、图书室、文印室、领导人卧室等一应俱全,当年这里常驻的人员并不算多,但是很多重要人物都曾在这里开会”。

推开小楼里的一扇门,记者看到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几个字,工作人员指着室内一张会议长桌说:“就是在这个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召开了中共中央多次重要会议并做出了很多重大决策。”

据介绍,当年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等都曾在此会见各省党的负责人,商议和布置工作。周恩来、李立三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并曾参加中央常委值班。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彭湃、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等人曾来此开会、谈工作。

在这幢洋楼的2楼,是蔡和森的办公室兼卧室。记者看到,在这间临街的房内,摆放有书桌、床、衣柜等家具。工作人员介绍:“1927年4月,蔡和森来武汉,并在此居住、办公。5月,他在武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央秘书长。”

毛泽东危急关头提出“上山”建议

中共中央机关在汉期间,是大革命形势由高潮向低潮逆转,再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特殊时期,革命面临着非常复杂而严峻的局面。

1927年7月4日,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汉举行扩大会议。正在筹建中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里,有一组油画再现了相关场景。当时,被紧急从湖南召回武汉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毛泽东还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过可惜的是,当时这个建议并没有被付诸实施。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真实面目已经显露,中共中央被迫采取措施应付突变,中央机关办公地址多次搬迁。总书记陈独秀秘密从四民街这幢洋房撤出后,辗转搬到汉口花楼街一家纸行隐蔽起来,其他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也迅速转移他处。至此,这幢洋房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历史结束。

任作民行李箱(任华明捐赠) 记者彭年 摄

任作民女儿捐赠一只皮箱

或曾装过重要文件和票据

记者欧阳春艳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在筹建中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里看到,有一只斑驳破旧的小皮箱被摆放在一楼展厅内极为显眼的位置,其下一行小字写着“任作民行李箱(任华明捐赠)。”

任作民是中共五大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也是任弼时的堂兄。据党史专家的梳理,1927年中共五大前,任作民是中共中央秘书厅的秘书兼会计;1927年5月至7月,任作民担任中央秘书厅代理主任。

“那个年代非常动荡,中共中央秘书厅究竟有哪些工作人员,至今我们仍然无法掌握全部名单,不过任作民在秘书厅的工作情况是比较清楚的。”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捐赠这只皮箱的是任作民女儿任华明,今年77岁的她是我国著名眼科专家,目前生活在北京。据透露,任作民后来因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摧残了身体,1942年在延安病逝时年仅43岁,因此他能留下来的遗物并不多。

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皮箱据说一直陪伴在任作民身边,考虑到他当时在武汉的身份,这个皮箱应该曾用来装一些重要的票据、文件等,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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