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端着相机、拿着手机拍照的人，想到改革开放给照相业带来的巨变，不知怎的，我竟然眼中充满了泪花。
上个世纪50年代，镇上只有一家照相馆，小学毕业时，我步行了十几里路到照相馆照了2张一寸黑白登记照，5角钱2张，这可是父亲2天的工分钱！
进入照相馆，摄影师把自己的头盖在红布里，调好照相机，然后再把头从红布里伸出来，右手扬起，左手握住气囊一类的东西，说道：“往这里看！靠左一点，向右一点，收住下巴，抬起头，笑一笑！”随着“滋”的一声响：“好了，过7天来拿。”7天后拿到照片后，一路又蹦又跳地回到家，一个湾里人轮流看了个遍。
1980年，我被县人武部抽调到政工科，协助宣传干事熊龙发搞宣传报道，当时有一部120的照相机，熊干事毫无保留地教我照相、洗相片的技术，虽然如此，照相技术还是难掌握，比如对焦、测距、光圈、速度、取景等。那时，一般白天下乡采访，晚上回来在暗室里冲洗相片，先将胶卷从相机里取出，放在显影液里显影，然后在定影液里定影，再用清水漂洗凉干就是底片，再将底片放在显相机里，利用灯光，将底片印在相纸上，经过显影、定影、烘干就成了相片。在阳光下看相片时才发现，要么曝光不足，要么对焦出错，或是速度、取景有问题，总之是不尽如人意，只恨“牛过河扯不住尾巴”，因为头天跑了几十上百里下乡采访，第二天不可能再去，只能勉强寄给报社，上稿率自然很低了。
1982年，到湖北日报社参加了摄影培训班，著名的摄影家、《湖北日报》的摄影记者丁遵新为我们授课，讲述他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摄影的经历和技巧；到工厂、农村抓拍新闻的方法等。我这才脑洞大开，特别是他讲照相需要光，一根火柴的光就能照好相，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多次试验均未成功，留下终身遗憾！
因为对照相有着美好的追求，回工作单位后，我买了一部120相机，当宝贝一样，轻易不示人。偶尔拿出来照一下，立即装进包里，因为一盒胶卷少则14元，多则19元，而且只能照24张，加上辅助材料就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到了2007年，我又买了一部相机——韩国产的数码相机，不用胶卷，不用调焦对光，光线不足时，相机自动曝光，拍完照后，能立即看出个好坏。更不用冲洗胶片，照好的底片直接通过电脑邮件发往报社，既方便，又快捷，还节省。
2010年10月，我代表单位参加中国老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召开的表彰大会，会议要求什么东西都不能带，照相机更不用说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还是带上了充足电的照相机。安检时，看到一些人背的相机被要求寄存，我开始失望了。但安检人员检查我的相机时，询问了几句，却放行了。正是有了这部相机，我拍下了代表们在接见大厅里参观、准备接受中央领导接见的一些活动，相当难得。
如今，不论是参加会议，还是下乡采访，或是旅游观光、朋友聚会等，我都要带上相机。相机成了我须臾不能离开的朋友，在“咔嚓咔嚓”声中，记录美好的瞬间，挑选好的发给报刊选用，每年被国家、省、市报刊、网站采用照片300多幅。
照相，光影里的时代留痕，诉说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
石守京
（作者单位：随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作者： 编辑：周喆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