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莫斯科的春光，踏着《喀秋莎》的旋律，由102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方队意气风发走过莫斯科红场，走出了军威，彰显了国威。检阅台上，习近平主席起身向他们挥手致意。在莫斯科红场，中国军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军容严整、士气高昂；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独特的队形编排和富有韵律的步态步速；也不仅仅因为这是中国首次派出仪仗方队参加红场阅兵。
“帅哥军团”如何炼成?
中国仪仗兵队列战士平均身高1.88米，个个都是帅小伙。据介绍由于训练时走路太多，鞋底经常磨穿，半个月就要重新钉一副鞋掌。不论军姿跨立还是正步前踢，那份自信、刚毅和精气神，都是中国军人形象的最佳诠释。
临时变更步数
步伐更富韵律
细心的观众发现，中国方阵在队形编排、步态步速上与俄罗斯受阅方阵和其他受邀外国方阵皆有不同。
在俄带队的三军仪仗队大队长李本涛告诉记者，正式参加受阅的102名官兵中，3名旗组成员护卫五星红旗，3名指挥分队长成一列行进。其余96名官兵编成8乘12的“长条”队列，陆海空各成4列，以适应红场的狭长行进路线。中国仪仗队的步伐每步75厘米，这和俄罗斯军人高抬膝、大跨步、每步80厘米的大正步有所不同，却显得更为紧凑齐整，富有韵律。
在预演上，中国队员高唱《喀秋莎》引起全场合唱。 “《喀秋莎》是俄罗斯的名曲，它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选择唱这首歌曲，是为了表达对反法西斯老战士的尊重和缅怀，也借此向整个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致以最高的敬意。”李本涛说。
据介绍，三军仪仗队队员在平时训练时，以每分钟行进112步和116步为主。由于《喀秋莎》节奏较快，队员步伐速度需要相应地提高到每分钟120步。变更频率增加了一定难度，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队的雄壮步伐。李本涛说，平时的严格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队员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步伐节奏。
8日是中国方队最后一次“带妆”正式预演。“参阅官兵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李本涛说，刚到俄罗斯时，部分官兵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官兵们自行买了红糖、香肠、巧克力、方便面等食物来“改善”伙食。“这些都是队员们自己去买的。”李本涛说，“俄方为我们调整饮食，给予了极大关照，我们更要体现出中国军队能打硬仗的精神风貌。”
一周学会俄文歌风
拉近中俄民众感情
红旗手张洪杰介绍了如何选定《喀秋莎》作为合练开场前候场时的“暖场”歌曲。他讲道，在受领赴俄罗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任务后，三军仪仗队领导组就在琢磨怎么能更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既能展现我军的威武军姿，又能展示我军的精神风采。最后，领导组决定选用一首俄文歌曲作为此次阅兵的基调曲，而仪仗兵们在莫斯科街头用俄语唱出《喀秋莎》，也将无形中拉近与俄罗斯民众的感情。
做出中俄文交替演唱《喀秋莎》的决定时，距离赴俄彩排受阅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仪仗队大队领导专门找来懂俄语的音乐老师教授士兵。张洪杰说：“学习一开始，大家都傻眼了，完全没有俄语基础，却要在短时间内学好这首歌。拿到俄文歌词时，甚至连唱到了哪个词都找不到。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的战士。不会俄语发音，就用拼音标注帮助记忆，等熟读于心后，再慢慢磨合，逐渐纠正发音，直到最后唱出非常标准的俄语歌曲《喀秋莎》。
功夫不负有心人。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第一次参加“阿拉比诺”靶场合练时，在各国仪仗兵面前高昂准确、激情自信、饱含感情地唱出《喀秋莎》，在场的人员不自觉地让开了道路，纷纷鼓掌致意，而俄罗斯的士兵更是“不谋而合”地一起合唱起来，无形中两军的感情拉近了不少。合练结束后，很多俄罗斯仪仗兵主动要求留影纪念，就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热情、亲近。
而在此之后的三次红场彩排，每每中国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莫斯科街头唱起《喀秋莎》，都会引来路边围观的民众一片欢呼。
第五次走出国门
此次方队新老搭配
此次执行阅兵任务的方队包括正式队员102人，替补队员4人，翻译2人，指挥组4人。据三军仪仗队成员介绍，最初俄方计划中方参阅人数为75人，经双方协调后增至102人。三军仪仗队于4月初接到上级任务后，15日开始组建方队。本次方队属于新老搭配组合，最小的18岁最大的34岁。参加训练的预备队员共有150多人，分为9个排面进行训练，第一排面平均身高1.93米，第九排面平均1.86米，表现最好的6个排面抽调前往俄罗斯。
9日，中国军队正式亮相红场参加阅兵。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第五次代表中国走出国门，向外界展示中国形象。三军仪仗队政委刘海明表示，参加这次阅兵，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纪念，对抗战老兵、抗战胜利国军民的极大敬意，也是大力弘扬抗战精神的体现。
据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自1952年组建以来，已累计完成了3800多次仪仗司仪任务，其中，仅2014年一年，仪仗司仪任务就达222场次。“近年来，仪仗司仪任务日益增多，三军仪仗队走出国门执行任务的机会也增多了。”刘海明说，“三军仪仗队展示了我国作为和平大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没能参加这次阅兵的女仪仗队员们为此感到遗憾。2014年首次亮相的女仪仗队队员赵颖告诉记者，女队员都非常希望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向外国军民展示中国女军人形象。“会有一点遗憾，但我们要服从上级的安排和任务的需要，期待下次能有机会”。
中新
为啥解放军的正步
特别好看？
解放军仪仗队的傲人军姿一向有口皆碑，每逢阅兵在电视上看到解放军踢正步，观众们都忍不住热血沸腾。那么为什么中国军人踢的正步这么好看？
最早的正步 起源于欧洲民间舞蹈
正步这种队列行进步伐在英语里是“鹅步（Goose-step）”的意思，这种步伐的特点是像鹅走路一样，高抬腿向前迈步，这个英文名字最早出现于1806年。在那之前，正步走原名来自德文的“阅兵步法”（Paradeschritt）。
正步的发明人是德国人，应用于普鲁士军队。这种步伐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一种民间舞蹈，特点是大腿僵直向前踢出90度。18世纪中，在由佛里德里希大帝率先在普鲁士军队阅兵式中，这种民间舞蹈的步法正式升级为“正步走”。
为啥要把舞步弄到行军中去呢？此时西方国家对军队步伐的重视，主要是因为热兵器时代初期，用黑火药发射的枪弹射程近、精度差，军队只有排成一排集体开火才能保证杀伤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对敌方的威慑力就是提高己方的战斗力。于是普军结合北欧舞蹈的高抬腿动作创立了“刺步(Stechschritt)”，也就是后来的正步。
中国按照自身特点
改造了苏联正步
1950年代，我军系统引进苏军的队列训练。解放军虽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还是加了些改动，使它 更适用于国人。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首次出现阅兵条款，对正步行进步法的整齐划一有着苛刻的要求——“左脚向正前方踢出约75厘米(腿要绷直，脚尖下压，脚掌与地面平行，离地面约25厘米)，适当用力使全脚掌着地，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右脚照此法动作……向后摆臂时(左手心向右，右手心向左)，手腕前侧距裤缝线约30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10-116步。”这是为中国人的身材度身定造的，动作流畅而严整，尤其讲究手臂、腿动作的划一，气势无与伦比。
中国仪仗队
每人每年穿破7双皮靴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外交事业蓬勃发展， 急需一支仪仗司礼部队。1952年3月，周恩来开始正式组建我国仪仗队。公安部队首长签署命令：在警卫一团范围内挑选一批优秀骨干，挑选的条件是：政治素质一流，身体条件好，身高适中，相貌英俊。
选拔的具体条件非常严苛，队员身高必须在180～190cm 之间， 体重80kg左右，五官端正、目光有神， 气质与身体协调性要好。经过这样严密的层层筛选，选出来的都是人尖儿。而训练十分严格，踢正步时，要求“踢腿生风、落地砸坑”， 队员们要在小腿上绑5公斤重的沙袋，一踢就是上百次、上千次。为了从练兵场走向阅兵场， 他们每个人每年平均要穿破7双皮靴。
每一个仪仗队队员一年的训练行程都要超过8000km， 在服役期间所练正步的路程相当于一次两万五千里长征。 中新
中国方阵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于4月初接到上级任务，当月15日开始组建方队。
人数最多，正式参加受阅的102名官兵首次采用8×12长条队形，其他9个国外方队均为70人左右。
本次方队属于新老搭配组合，其中年纪最小的仅18岁，最大的34岁。
排在10个外国方阵最后的中国仪仗兵队列，战士平均身高1.88米。
每天训练时间达10个半小时。正步训练分6个科目：踢腿、摆臂、一步两动、快慢步、一步一动和连贯正步。还需训练托枪、端枪、枪放下、举枪敬礼等。要求脚线、枪线、头线、帽线、手线、步幅线六线笔直。为了训练耐力，队员们在双腿上绑了2斤重的沙袋负重训练。
仪仗队还邀请中华礼仪学院的老师对参阅队员们进行指导，包括面部表情的训练、如何微笑等。“两眼居中、面部放松、嘴角上翘、满面春风”，这是队员们在训练过程中总结的小口诀。
出席阅兵式的中国人
除了中国仪仗队的亮相，受俄罗斯官方邀请，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朱德外孙女刘丽以及李多力、刘霞4位中国代表，也参加了9日的阅兵式。在9日红场阅兵时，他们加入100人左右的“永存方队”（俄译不朽军团）走过红场。
在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白俄罗斯报》发表题为《让中白友好合作的乐章激越昂扬》的署名文章。
文中回忆了两国人民在二战中的经历。文章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最早、历时最长，白俄罗斯人民则打响了卫国战争中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文章列举了二战中两国人民共同作战的事例。
在明斯克的纳粹集中营里，新中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曾同白俄罗斯小伙伴共抗德国法西斯，唐铎将军曾驾机参加解放明斯克的战役。
朱敏是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朱敏共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是：刘建、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刘丽。刘丽的母亲朱敏，1941年1月30日赴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因为身体虚弱、哮喘复发转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地。当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不宣而战，年仅15岁的朱敏及同伴沦为小囚徒，并被送入德国集中营，饱受多年的摧残。
刘少奇长女刘爱琴1939年赴苏联，入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红军后备军。并在1995年获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参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钢铁战士”证书和纪念章。1949年与出访苏联的父亲一起回国，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副教授。
李多力1936年出生在莫斯科，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在这所著名的国际儿童院中，还生活过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和朱德之女朱敏。他在这一住十年，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央广第一任俄语播音员、中国第一位俄语播音教授刘霞，1939年出生于苏联莫斯科。1944年，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和李敏、瞿独伊、蔡和森之女蔡转、邓发之女邓金娜、高岗之子高毅、李富春之女李特特、李范五之子李多力等，当年都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员，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盘点刘爱琴、刘丽的母亲朱敏、李多力、刘霞，这几个人都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同时，他们也是苏联卫国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我们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苏联生活过。我们将把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和朱德之女朱敏的画像举过头顶。队列中还会有父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画像。李敏因身体不适无法前往，请我把主席的画像带到莫斯科。”李多力如是说。 新华社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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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李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