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一鸣

　　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先要弄清楚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动因。这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大稳定”的时期，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弱化。但经济繁荣也不断积累着矛盾和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对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能，2001—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但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修复阶段，低增长状态常态化，将对我国外贸和投资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正在深化，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就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内部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07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呈现持续放缓态势。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表象上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

　　一是需求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吃穿用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商品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孕育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二是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放慢，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现在总体供大于求，经济增长转向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并存，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要求我们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四是体制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主体加快发育，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就要稳定宏观政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鼓励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探索方向，在竞争中创新发展。

　　此外，新常态形成也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后深层次矛盾凸显有关。过去资源环境回旋余地较大，但经济规模扩大后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硬约束逐步强化，要求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水落石出”，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新常态孕育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元春

　　进入新常态，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凸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改革发展共识已经形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宣告了我国以高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近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经营效益恶化，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加大，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常态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上到下最广泛的发展共识。这就为我们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认识基础。

　　大国经济效应正在凸显。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经济运行更加稳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全面显现。一是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尽管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但由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二是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近年来中国消费规模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需求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三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的“世界市场”正在对接，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经济升级版正在孕育之中。进入新常态，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因素约束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雏形开始显现。从产业看，随着收入增加，我国消费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正在由过去以吃穿住行为主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增长。从区域看，中西部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腾挪空间，也为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人口和技术新红利蓄势待发。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一些地方“招工难”、“用工贵”现象频现。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这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储备丰富，正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此外，从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各项指标看，2013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专利申请达到82万多件，居世界第一；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加，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30%。这充分说明，“中国制造”正在加速向“中国创造”转变，以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红利正在形成。

　　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给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布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对外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加快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扩大开放产生的板块效应进一步强化；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新的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四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启动，正在打破欧美一统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大大拓展。

准确把握速度、结构与动力转换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郭克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深入认识这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全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相互影响。经济增速的变化是主要动因，能够直接影响到结构、动力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升级、新的动力机制重塑都要受到制约。但同时，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速，决定着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中高端发展。

　　从速度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速由10%以上回落到7.5%左右，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发展阶段转变的因素，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符合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情况看，中高速增长的范围大概为6%—8%。但对于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人们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的降幅平均达到50%，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速要下降到5%左右。而5%左右已不是中高速增长，显然也不是我们期望的新常态。如果速度不断下滑或降幅过大，经济社会运行会出现剧烈波动，结构调整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将受到明显影响。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仍较低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上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消费释放不足，发展差距较大，体制因素对经济活力的制约仍较多，这些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是可以拓展的增长空间，能增加未来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当前，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国际国内协调发展，发现和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带，完全有可能助推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

　　从结构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速下行会引起结构的变化，同时通过需求导向进一步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压力。但结构的有效调整既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也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如果市场作用受到体制因素的制约，结构优化升级的进展将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因资源配置格局和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就会导致供给被动地适应需求，经济增速则可能持续下滑。因此，结构调整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真正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近两年来，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拉动力明显增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幅提升；新的科技成果、商业模式得到广泛应用，新兴产业、新兴业态持续增长，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改造升级加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丰富。这些将使新的生产能力大范围、多层次替代旧的生产能力，使新的增长机制逐渐替代旧的增长格局，使供给发挥引导、激发、带动需求的作用，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大改进，促进经济增速稳定和回升。

　　从动力看，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进入新常态的必要条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最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下降，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因此，在这个阶段，如果创新驱动的作用不能较快提升，经济增速将面临持续下滑的风险。创新驱动是广义和综合的，从理论上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减弱要素投入增速下降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拓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企业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可以预见，在创新驱动下，我国经济会在更高层次上平稳较快发展。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有新思路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王晓东

　　能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要确立新思路。

　　新思路来自对中央决策的紧跟和深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战略判断，明确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方向、路径。这一判断本身就是重要的思维创新，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必须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扭转已经过时、不再管用、不利于发展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过去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增长速度快、生产总值高可说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但在新常态下，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不再单纯以发展速度论英雄。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平常心，保证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过去强调稳增长，往往只有扩投资这条路径，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速度一降就“大水漫灌”短期刺激，速度暂时上去了，但治标不治本，表象问题解决了，深层问题却积累了；显性的难题化解了，隐性的风险却浮现了。而在新常态下，稳增长更多地要靠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来实现，关键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将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

　　新思路来自对发展规律的掌握和把握。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适应这一新趋势，我们既要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更要主动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特别是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将占据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面对新常态，各地要找准比较优势，确定创新驱动发力点，避免同质化竞争。湖北创新资源富集，科教优势相对突出，因此要在深化科技改革上先人一步，加快建立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活跃起来，着力推动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轨道。

　　新思路来自实践工作中的创新和创造。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差异很大。因此，主动适应新常态，既要强调同一性，也要尊重差异性，既要与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又要积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发展目标，开拓进取，主动作为，大胆突破。不同区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不尽一致，不能要求各地整齐划一、齐步迈进。有的地方发展目标可以高一些，有的地方就可能会低一些。在保证质量效益的前提下，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得快一点，为服务全国大局之“稳”作出更多贡献。同样，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也要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良性互动，赋予地方改革试验权，鼓励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试点。总之，在新常态下谋划改革发展，要求我们既要吃透中央精神，领会改革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保证改革不走样，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微观搞活的小气候，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只有这样，改革发展才有源头活水，才能沿着正确道路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