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身份和职业色彩的转换

　　作为《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梁嘉琳坦言自己也遇到过很多煎熬的时刻。在作为前方记者采访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时，他就面临了一次“两难”的抉择。

　　当时他想办法联系到该事件的亲历者，以及几位遇难学生的室友、家长。刚开始采访时，这几位学生的状态都是“失联”，因此，学生家长语气平和，情绪稳定。但很快，梁嘉琳就在媒体上看到了这几个学生的名字出现在遇难者名单中，网上也出现了以“复旦学子”名义发布的联名信。梁嘉琳随之改变策略，打算在遇难者人际圈外围找采访对象。为了采访上海某遇难大学生的大四室友，下着小雨的冬夜，梁嘉琳在学校草坪上等了3个多小时，还是没有采访成功。

　　在外滩遇难者“头七”的这一天，梁嘉琳给这位室友发短信，邀请一道前往，但对方却认定他是在骚扰。那天上午，梁嘉琳听着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眼眶湿了。他说，自己干了四年记者，对某些机构干扰采访的职务行为习以为常，只是对“好人之间都互不理解”颇为感伤。梁嘉琳事后给她发了短信：“我现在还没给家人打电话，希望你理解，每个人都有表达或不表达的自由。”　

　　梁嘉琳说，记者身处一线，会遇到很多困扰，因此更需要一个“隔离层”，才能尽可能在采访中抽离出事件本身、不要带入个人情绪，这不是冷血，而是出于客观报道的需要。有人觉得记者“秃鹫般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但那毕竟是极少一部分媒体所为。同时，绝不能因一部分记者滥用采访权，就扩大为对所有记者、所有采访权的反对。

　　“现今媒体没有做出足够多的好新闻，原因之一是记者在现场不够，而不是相反。职业状态下的记者不是粉丝，不是亲戚朋友，而是一个职业的记录者和信息传递者。无视现代社会的高度职业分工、以普通人的情感来度量一个记者从事职业行为时的情感状态，只能说明我们缺乏最起码的常识。”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田科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