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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欧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贸易摩擦的便车

发布时间:2018-03-30 20:39:22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原标题:楼继伟谈中美贸易战: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

以下为楼继伟发言: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我先做一点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我的观察是我们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现有的WTO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我认为,美国现政府的立场或者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上周六参加发展高层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曾经提到了特里芬悖论,在座各位都是学者和专家,对此不会陌生,但我还是要做一说明。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好处;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

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又降到了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在我看来又处于过度透支的状态,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WTO规则被特朗普总统认为不公平,要认识到这个规则是国际广泛共识的结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试图单方面强行修改,只会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WTO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TRIPS,实际是源自美国301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提示美国的全球责任。刚才提到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后期,当时财政盈余达到2370亿美元,占GDP的2.5%。这种情形下,美债的发行规模就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和风险对冲资产的需求。为此,美国在自身融资需求之外,额外发行了一笔1000亿美元的债务并支付利息。这就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在履行全球责任。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

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总结发言:

第一,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