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而言，智库作为政府决策和治理中的重要参与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外脑”作用。
英文中的智库（think tank)一词，最早在二战期间出现。但要探源近代智库的雏形，还可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由韦伯夫妇主持创办的费边社。依据历史学家詹姆斯.史密斯的说法，“智库”在这一阶段主要指“可讨论计划与策略的密室”。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兰德公司与布鲁金斯学会声名远扬后，智库才开始以独立研究机构的角色进入公众视野。
而在中国，为政府或领导人出谋划策的“外脑”古已有之，那时候叫谋士、幕僚，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则起步较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4月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智库”，“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服务决策、适度超前”。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此后一年多来，中国又有一批新智库密集诞生，依托本刊的“长江经济战略研究中心”也在这一背景下筹划成立。
一个令人思考的现实是，虽然中国智库的总量已以426家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影响力百强的排名中，中国仅占了6个。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对此打了个形象的比方：中国智库现状是“一麻袋土豆”，一提蛮沉，但一打开，个头都不大。
然而，由于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中国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发展非常需要智库建言献计。
“中国是需要智库的。首先应该弄清楚中国需要你们研究什么，你们怎么去研究；第二，你们怎么获得决策者认可，并互相沟通；第三，怎么在老百姓当中产生更大的影响。”一个多月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20周年开幕式上，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致辞中这样说道。
应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民间，都对充分发挥中国智库的作用寄予厚望。新时期，新起点，中国智库将怎样跟上中国发展的步伐？本期“深度”栏目聚焦中国智库，特邀两位专家撰文，一起探路中国智库如何成为软实力的策源地。
多年来，武汉大学金融系教授叶永刚和他带领的智库团队，从国家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着手，将宏观金融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产业经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将资源有效配置，寻找到产业的发展空间。本刊记者追踪采写的《金融工程下乡的叶氏探索》，以期提供基层借“外脑”助推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
面向国际，“外脑”则有更为丰富的延伸。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行业领域引入海外的管理理念和先进技术，进而学习、消化和吸收，有的甚至已经超越。
随着此轮全球性金融危机进入尾声，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正在谋求发展机遇，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许多企业也在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期“本刊策划”从法国这个与新中国最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切入，解读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从单向输出转入双向互动后，将会有怎样的图景。这或许可以从《中法下一个50年》中找到脉络。（支点杂志2014年6月刊）
（作者： 编辑：田思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