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林毅夫教授
图为：本报记者采访林毅夫教授（记者 倪娜 梅涛 摄）
湖北日报讯 记者 李琼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遇到阵痛，增长潜力在哪里？发展动力从何处挖掘？昨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问诊宏观经济走势、把脉中国改革发展——
林毅夫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谈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依然是政府的责任
记者：您在谈到经济增长的动力时，都特别谈到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强调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主导作用，您为何一直坚定这样的判断？
林毅夫：经济发展必须有基础设施，否则就会出现明显的瓶颈。在拉美、南亚和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确实是这样的。道路拥挤、电力不足、船到了港口排队就要好几个星期，这种状况就会让企业的交易成本非常高，严重影响到了企业的竞争力。所以我们说“要致富，先修路”，就是因为基础设施是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基础设施投资到底应该由谁来投？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后，很多人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个经济活动，项目效益高，企业自然会来投资，不需要政府来管基础设施的投资问题。拿我曾经工作的世界银行来讲，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刚成立的时候，一个很主要的任务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银行最主要的部门就是基础设施部。但是到了8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部门就被撤消了。但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实际情形是什么？仅仅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投资民营企业的积极性非常高，那就是移动通讯，其他的没有人愿意去投。为什么？一是收费容易，二是常常有垄断地位，所以利润相对高。但是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投资，一次性投入非常大，收益期非常长。收益由基础设施的使用率来决定，使用率又由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决定，但哪个企业家有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快慢呢？所以这就导致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不高，整整30年的时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都不完善，处处是瓶颈。
记者：那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加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
林毅夫：正是因为绝大多数基础设施外部性的存在，投资回报率受宏观经济态势的影响比较大，所以现在看来，基础设施投资依然是政府的责任。既然是政府的责任，那什么时期投比较好？经济发展好的时候还是比较慢的时候？如果经济发展态势已经非常好，民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很高，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那经济不就过热了吗？这种时期，工资等各种成本上涨，建设的费用往往比较高；反过来，经济增速放缓期往往就业不足、需求不足、投资的成本也低，政府去投资基础设施就可以创造就业、拉动增长、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的需要，短期有利于经济的稳定，长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的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我很高兴的是，2009年的时候，我提出把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提出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这些看法时，当时响应的人非常少，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国际上的主流共识了。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去年国际货币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就提出，经济下行的时候就是投资基础设施最好的时候。
谈改革
抓有效投资不会造成产能过剩
记者：可是我们也看到，投资拉动的问题现在仍然面临很多的争论，有不少人担心，投资的加大会造成产能过剩，会阻碍经济转型，甚至搁置了改革。
林毅夫：我们应当明确，如果经济下滑更厉害，其实更不利改革和转型。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可能会增加；经济增长慢了，企业盈利状况差了，可能就会出现破产的危险，金融呆坏账也会增加。如果政府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这些短期的问题，很多该出台的改革措施就会很难出台。我认为应该是在一个稳定的、更可以被接受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在能够维持稳定的就业、稳定的需求的前提下，才能看清产业升级的空间在什么地方，然后按照产业升级的方向去投资。
当然我们的投资，不是去投资传统过剩的产业。现在很多人一谈到投资，就认为是过剩产能，这实际上是不对的。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不少产业确实有产能过剩的情形，但是我们现在每年进口一万多亿美元的产品，这些产品绝大多数技术含量、附加值比我们高，如果我们能够持续进行创新、进行产业升级，不断地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话，这样的投资都是新的，怎么会导致产能过剩呢？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增长方式应当从投资拉动变成消费拉动。这个认识我也不能接受。消费很重要，但是只有在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消费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这就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交易费用不断下降，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如果我们把转方式等同于把投资拉动变成消费拉动，那就意味着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危机。如果没有收入不断增长，那么消费来拉动经济，开始的时候可能用人们自己的积蓄维持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后，如果继续要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人们就要开始借债。然后债务越来越多，最后还本付息的时候，如果没有收入增长来支撑，个人就会破产，国家就会出现金融危机。实际上，2008年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国家消费增长过快。
从根本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效率。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附加价值越来越高，我们的产业越来越有竞争力，我们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坚强。如果简单变成消费拉动，怎么做大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是吃出来的。
谈后发
新常态并不拒绝后发优势
记者：我们看到，您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后发优势”问题。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自主创新成为热词，导致很多人都对“后发优势”产生了怀疑和担忧。您为什么判断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具有后发优势？它跟自主创新的关系是怎样的？
林毅夫：这首先涉及到对“创新”的理解。在经济学上所讲的“创新”，其含义是指下一期生产比上一期生产时效率要高，下一期进入的行业比上一期的行业附加价值高，这就是“innovation”的含义。
在发达国家，这个“innovation”往往等于“invention”，等于发明，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在世界的最前沿。既然是技术已经在最前沿，再创新就只能是自己发明新技术；如果行业已经在全世界领先，如果要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行业，那就只能自己发明这个行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产业仍然还是中低端的产业，技术还不够领先，那“innovation”可以是“imitation”，可以是模仿引进，可以是消化吸收。在可以模仿引进、消化吸收的时候，创新的成本就低了，风险也就小了，升级的成本就低了。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这种机会还是大量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后发优势我们已经用了三十六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现在不少人说，我们后发优势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不复存在，只能靠自主创新，我并不认同。看后发优势不是看过去的增长多快，而是看现在平均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平均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指标数倍于我国。人均GDP高表明其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劳动生产力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据此，我们和发达国家在传统成熟产业上的差距还非常大。所以说，模仿引进、消化吸收仍然是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仍然应该继续倡导。
谈十三五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
记者：您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也参加过“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您在报告中，也将“十三五”描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在您看来，这种“决战”体现在什么地方？跟以前相比，“十三五”规划应当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上哪些新特点、新方向？
林毅夫：很快就知道了嘛（笑）。“十三五”的思路和方向，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以后，就会比较清晰了。总的来说，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的目标。过去，我们在劳动力资源上还有相当大的优势，我们加入WTO以后、加入国际市场后这个优势还很明显。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进步，企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目标都在不断变化。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那我们的“十三五”也就必须沿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去谋划。同时，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发展跟世界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也会充分体现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发展不仅是经济量的增加，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增长当中实现包容发展，实现大家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充分的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好。这些在“十三五”规划中都会有所体现。
记者：谈到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您最近也预测，我们有望在2020年，最迟2022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意味着什么？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差别是什么？
林毅夫：高收入国家的重要指标是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因为世界上85%的国家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下。能够迈过这个门槛，对于我们来讲涵义很重要、很深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个左右的发展中经济体中，能够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到2020年、最迟2022年，我们将是这个队伍中的第三个。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迈过这个门槛变成高收入经济体，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还依然是收入水平比较低的高收入经济体。希望我们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速的增长，在增长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方面的体制机制，到2049年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谈经济学
中国也将是世界经济学的中心
记者：您曾经在20年前，也就是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过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祝贺文章，提出只要我们维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预期到21世纪中国会变成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您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也特别强调从中国的发展现实出发，您认为现在的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是否跟上了经济发展现实的进展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林毅夫：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而且是越简单越好。那么，在诸多简单的逻辑体系中，哪个是重要的理论？哪个是贡献最大的理论？其答案不在逻辑体系本身，而在于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
20年前我提出这个判断，主要是看到，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现代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到上世纪30年代，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时空的相对集中性？而且是在转移？就是因为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随之转移。
只要我们抓住发展的机遇，按照改革开放的道路不断完善自身，保持中高速的稳定增长，中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中心是指日可待，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必然变得越来越重要。既然经济学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在这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中，到底要保留哪些变量？只有生活其中的人才会有更好的把握。
所以我们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方面，中国经济学家理应比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更有优势，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作者： 编辑：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