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已近半年,湖北自贸区做了哪些事?本土企业如何参与其中并享受自贸区红利?9月21日,在武汉东湖开发区公共服务中心报告厅,“中国光谷·自贸公开课”第一课开讲,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以《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标杆》为题,解读了有关自贸区的最新政策,介绍了自贸区背景下的内陆口岸多种商业新模式。东湖开发区管委会官员、开发区企业代表300余人聆听了讲座。
中国的自贸区共分三次获批,第一批只有1个,位于上海;第二批有3个,分别位于广东、天津和福建;第三批有7个,分别位于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2017年4月1日,湖北自贸区正式挂牌。
从1个到11个,从沿海到中西部内陆地区,赵晓雷认为,“1+3+7”的自贸区建设,是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其主要任务是制度创新,其发展目标是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贸区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赵晓雷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重点介绍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多种途径。一是利用原有保税区,将保税区转型为自贸试验区,发展离岸贸易,开展融资租赁;二是借助政策优化,将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为自贸试验区,培育竞争优势;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园区开发可进行商业模式、产业业态的创新,如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新型制造模式、全产业链集成服务供应模式、投融资及股权交易服务平台等;四是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建设海港自贸区、空港自贸区。
公开课开始之前,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戴希代表管委会,对赵晓雷表示了欢迎。戴希介绍,武汉片区作为湖北自贸区的核心区,又一次承担了国家战略任务,省市领导高度重视自贸区建设。目前,武汉片区按照省市的部署,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一大批改革创新举措、政策已经出台。
“中国光谷·自贸公开课”是由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管委会主办、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支点》杂志社承办的大型活动,每月举办1次。
公开课邀请国内自贸区研究的专家、省市相关领域官员进行现场演讲(授课),详解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政策内涵、商业机会、操作实务、产业价值链及一站式对接平台等内容,旨在搭建一个由政府与企业对接、专家学者与企业对话、自贸区改革创新经验成果分享的服务平台。
今日公开课精彩片段来啦
赵晓雷:证照分离并非不要审批
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从计划领域退出,逐渐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那么再进一步的改革就必须深入到制度层面、法律层面,路径就是扩大开放,于是建设自贸试验区成了国家战略。
以“负面清单”为例,以前我们和美国谈双边投资协定,美国说除非我们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这个国际标准来谈,否则没法谈,但中国一直不同意,因为我们的做法就是正面清单,于是很多轮下来也没谈成功。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同时发展的阶段,而且资本份额要超过商品输出。我们和全世界的发达经济体做生意,他们的营商环境、法制环境、企业的技术水平都是世界上最高的,既然投资去往这个方向,就要用双边都听得懂的语言,所以直到2013年5月,中国商务部同意自贸区使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谈判才开始正式进入快速推进的轨道。
既然要深化改革,方向和路径都知道了,但中国这么大,从哪里开始改?就像设经济特区一样,我们先设一些试验区,改好了有成效了通过第三方评估,通过国务院的认定了,然后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所以自贸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深化改革。
很多人问自贸区要不要吸引投资,当然要。因为所有的改革都要落到经济层面,而要素集聚是任何一个园区包括自贸试验区的主体任务。那么自贸区应该靠什么吸引投资?显然不应该是税收优惠之类的政策。而是如果自贸区内发生纠纷,如何靠法制来解决等等这些制度上的创新。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这些基本是被消化过的东西,外资更看重的是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对投资的吸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供应链,看当地有没有跟企业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中小企业集群。在国内,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的供应链目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一个外资进来,很快就能建立起整个产业链,这不是别的国家靠一点劳动力成本就能弥补的。
包括湖北自贸区在内的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在运行方面应该有两个特点:一是制度创新与园区开发融合互动。制度创新是根据总体方案要求,通过改革创新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条件。在此基础上创新招商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筑就招商、造商、营商功能优势。二是依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中欧快速货运班列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物流等产业,中西部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愿景是沿着“一带一路”经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新澳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形成泛亚欧互联互通、经济合作新格局。这就给我们中西部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契机,也就是中央布局第三批自贸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所在。
关于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除了国家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事项,其他4项改革措施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以及各部门的专业监管制度,在全国复制推广。这个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对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也是新的,比如说工商登记,现在讲证照分离,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工商登记制度是证照合一的,上面写了你的经营范围和经营事项,这张营业执照拿到手之前已经在审批部门转了一圈,而且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改呢?国际上都是证照分离的,这个里面有法理在,任何公民只要在法律上经过登记,它就可以成为市场主体,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了营业执照以后你就是一个法律上承认的市场主体,你就可以向银行贷款,就可以从事法律所准许的一系列经营,今天登记明天就可以拿到,只是有一些特殊的行业比如核电、医疗等是需要审批的。
于是在上海自贸区里,我们也在尝试证照分离,但目前来看,证照分离改革稍微有点定偏了,我们是减少审批,有些是审批改为备案,但什么是要审批的,什么是要备案的,有点偏了。证照分离关键是什么?是证和照要分开,而不是减少审批,审批是必须的,审批数量当然越少越好,但是审批是必须的。我们所谓的证照分离就是能够很快地把审批的证书给办下来,这也是一种制度创新。
总体来说,自贸区还是要坚持创新与开放相融合的发展理念。科学规划、制度创新、政策体系、发展机制这是发展理念,科学规划就是促进结构调整,制度创新就是提供制度供给条件,政策体系就是实施细则配套措施,发展机制就是处理好市场政府关系。
中国要介入新一轮的全球化,就必须要遵从国际规则,另一方面我们也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利益,所以我们不仅要遵从国际规则,现在我们也有了底气和话语权,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自贸区试验完成之后,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新体制就会完全按照自贸区的制度进行建设,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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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作为学者,您如何看待自贸区对普通百姓的影响?
赵晓雷: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日常生活中直接和老百姓相关的,进口商品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另外就是保税展示交易对营销企业节省资本还是有一些利好的。再就是在保税区里面,比如有游戏机开放,有国际学校等等,试验区里的居民有切身感受。第二个层面,对一个城市或者对一个区域的人来说,自贸区是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载体,它的建设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带动企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带动现金流的增加,带动就业,带动当地的收入,这是中长期的利好。
提问:基于您的考察,您觉得武汉片区有哪些特色,可能创新的地方在哪里?
赵晓雷: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武汉片区基本上还是在做包括投资管理体制、商事制度、法律层面等方面的改革,没有偏离整个自贸区的改革方案。但有些情况要注意,一是有些碎片化的事务,甚至谈不上制度层面的,如何系统化,要在制度创新上进行设计;二是从产业角度来说,武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从内陆大商贸、大流通、整体产业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现在11家自贸区有的政策都差不多,手里的工具也差不多,最后谁能够脱颖而出就是看谁的规划格局更高,更具操作性。
提问: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对于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行业的开放是否具有积极作用?
赵晓雷:利率市场化在上海自贸区,现在走到了小额外汇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就是30万美金以下的小额外汇存款利率市场化。但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市场化监管部门还没有给出建议,我相信这个利率市场化肯定要走。因为价格必须要由市场来调控。
金融开放其实还是做了很多,比如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内的设立,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上海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开放的力度也比较大,包括一些基金也进来了,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开放。
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对民营银行的准入甚至比外资银行还要严格,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构造一个在准入环节上,内外资一体的统一的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这样金融服务行业才会越来越开放。
(作者: 编辑: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