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金报讯 记者 解鸿震 张乐克 实习生 赵静文
昨日，本报重磅推出“科技成果转化谁说了算”的调查报道，揭开了部分教授对科技成果进行私下交易的内幕。十余位高校教授纷纷来电“吐槽”，称这些教授其实也很无奈，“因为正道难走通”。
教授们提到，我省于去年底在全国率先出台的《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简称“科技十条”），从地方政策上为科研人员松了绑，但作为部属院校执行起来还有些困难。楚天金报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科技十条”与国家政策“打架”，还有一定的深层障碍亟待破解。
高校教授：
审批时间长个税高成转化拦路虎
昨日一大早，在汉某部属高校一自称姓陈的教授就致电本报称，一些教授将科技成果进行私下交易，在圈内是公开的秘密。
“但我们也应该关注这些教授到底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去交易？”陈教授话锋一转说，教授们不愿意公开去转化科技成果，除了审批时间长、手续复杂以外，很大程度上，跟所缴个税偏高有关。
据了解，专利转化后所得奖金，税率按梯度计算，为5%—45%。“这样下来，100万元的奖励，就需要交几十万元个税。费很大劲才将成果转化，却要缴这么多税。结果，一些老师觉得不划算，要么不转化，要么背着学校私下交易。”陈教授透露。
“‘游击队’何尝不想成为正规军？”陈教授认为，专利私下交易成风的根源，还在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没有理顺，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成果转化负责人：
地方政策与国家文件“打架”处置科技成果不知听谁的
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的问题，去年12月18日，湖北省率先在全国出台了《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
今年2、3月份，楚天金报记者走访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等6所高校，有关负责人普遍叫好，“湖北能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十条’，是大好事，对全省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利好消息，非常鼓舞人心！”然而，拍手称快之余，又普遍反映“执行起来还需要细则配套”。
武汉大学科技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章登义告诉记者，科研团队被授予处置权，并可自主交易等核心条款与国家部委相关文件出入较大，“作为部属院校，该如何执行，有点犯难”。
华中科技大学一位科技成果转化负责人也表示，处置权下放是创新和突破，有利于成果转化，但这与国家一些部委相关政策不一致。例如，教育部和财政部在2012年联合发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其中，针对货币性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处置事项规定，“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至800万元以下的，由高校审核后报教育部审批，教育部审批后报财政部备案；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800万元以上（含800万元）的，由高校审核后报教育部审核，教育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
“地方和国家部委政策‘打架’，我们不知所从。假设现在将某一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了，等企业今后做大了，要上市，证监会一审核，发现最初的产权不清晰，就是个大问题。”另一高校成果转化办负责人担忧地说。
采访中，也有专家认为，科研团队被授予处置权的同时，高校在科技成果处置方面的主导性，也不容忽视。
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韩道表示，高校科研团队成员，都属于职务发明人，而法人是高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也归高校。为促进一项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离不开高校、科研团队、企业和投资机构的共同协商，并由市场来决定取舍。
科学家：
科技成果资产界定是关键 呼吁从国家层面“简政放权”
说起科技成果转化审批时间过长，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骆清铭最有发言权。
骆清铭团队的一种用于可视化研究分析全脑、名为“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的专利，去年10月在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1000万元成功挂牌转让。当初，审批过程历时1年，审批过程中所依据的政策，从主席令到学校文件，有17个，文件发布时间跨度22年。
骆清铭认为，审批时间长，究其原因，是对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的性质界定不清楚。科技成果只有进入市场之后才能实现价值，这其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一项科技成果可能被认为“很值钱”，但它首先要实现科技成果的价值才可能“很值钱”；经常出现被认为“很值钱”的成果在实际运作中，却根本不值钱。科技成果在没有加以利用的时候，本身没有价值，只有通过产业化转化成商品之后，才可以实现价值。
因此，骆清铭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科技成果这类无形资产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类同其它事业国有资产来管理，因而也不能简单套用现行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措施。
骆清铭告诉楚天金报记者，只有将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的性质界定清楚，才能从国家层面充分“简政放权”，充分下放处置权和收益权，才能为科研人员彻底“松绑”。
（作者：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