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会议”晚上举行，常持续到凌晨
武汉大学学生俱乐部，原礼堂。本报记者 徐楚云 摄
长江商报消息 记者 谢方
1938年3月30日，武汉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一则中央社的简短消息：《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昨在渝举行开幕典礼》。该消息称：“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渝举行开幕典礼。……九时许礼成，唯以代表尚未到期，闻拟稍缓数日，再行正式开会。”
然而事实是，会议已于当天下午移师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继续进行，这个神秘的会议，便是为针对抗战时局制定工作方针和改革党务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四天时间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举行，如今的老图书馆、宋卿体育馆、礼堂都曾是会场。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蒋介石认识到对军官们进行持续军事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在战时首都武汉开办了多期军官训练团，对战士进行分期轮训。那个时期的珞珈山校园满布着戎装的军人，一时英气勃勃，一派新气象。
奥场
珞珈山上一时遍布戎装
武汉大学行政楼和理学院中间，就是大名鼎鼎的奥场，武汉大学草创时期已存在。 1938年，珞珈山上的学子们大部分迁到乐山学习，珞珈山上则办起了各种军事训练班，奥场就是其中重要的训练场地之一。珞珈山上一时生活着许多军人，英气勃勃，一张蒋介石在奥场检阅军队的历史照片更是广为流传。
1938年2月6日，蒋介石对军令部长徐永昌说，今军事失败，实由于军事教育失败。在此情况下，中国抗战只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要不断地对军事干部实施分期轮训，训练终于作战。于是电令第25军军长万耀煌速来武汉筹办战时军官训练团。
当时，作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昌的军政教育已经十分火热。1月下旬，桂永清借珞珈山开办“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招收各省大中学生千余人，施以军训。这些学员，绝大部分是家乡被日军占领的流亡青年。2月中旬，该团又增收学员，桂永清致函王星拱校长，请求再拨校舍，武大只好腾出实习工厂应急。徐正榜介绍，当时在珞珈山的抗战训练班种类繁多，此外，还有军委会六部举办的“青年战时服务训练所”、航空机械学校举办的“第九期甲种机械班”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些众多的抗战训练班中，规格最高、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由军事委员会主办、万耀煌负责的军官训练团，该团于1938年3月1日在珞珈山举行了开班典礼。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兼任教育长，万耀煌为副团长兼将官班主任。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实际负责人是万耀煌，他当时住在武大一区301号，他在日记中写道：“训练团利用武汉大学宽敞宏伟之校舍，不仅在此受训者心旷神怡，且地处武昌郊区，教育训练不受敌机光顾而中辍，实为难得……珞珈山上一时英气勃勃，显得一番新气象、新天地。”
3月24日，王世杰携李四光渡江来到珞珈山，见到“校中仅四年级生在上课，余则正往四川嘉定迁徙。但军事机关则正假校舍举办诸种短期训练。学生达一二千人。”而稍感欣慰。
由于国共合作，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员，既有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德国顾问，也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周恩来曾多次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学院讲授“游击战”及“通信工程”等课程，成为学院最受欢迎的教员。此外，要算冯玉祥最受欢迎。陈家珍在《回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中写道，冯玉祥讲课的方法很特别，常用问答形式，第一次讲课就问同学们：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地方在古代战国是哪一国？学员答道：楚国。他又问：楚国有一个爱国者，经过努力，终于恢复了祖国，他是谁呢？学员们回答说：申包胥。他说：对了！现在在座的有1000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申包胥吗？学员们说：有！他又说：我想一定是有的，也绝不会只有一个。
1938年7月，中训团成立，军训团正式结束。军官训练团共举办了将官班3期、校官班3期、党务班1期、陆军空军联络班1期，将官班每期受训120人左右，校官班每期受训1000余人。徐正榜说，前来受训的军官来自九大战区，他们往往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有一些还未毕业就需要重返战场，不久就牺牲了。
宋卿体育馆
地板为意大利进口楠木
从樱花大道往武大正门方向下行，穿过右手边一条狭窄的小道，便可看到宋卿体育馆，这也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之一。
1936年，时任武汉大学体育主任的袁浚多方奔走，争取到黎元洪家属捐赠10万元，建成可供学生雨天活动的小型健身房，并以黎元洪之号命名为“宋卿体育馆”。宋卿体育馆于1935年10月开工，1936年7月竣工，由上海六合公司中标承建，是当时中国规格最高的大学体育馆。
体育馆掩映在巨大的樟树林中，周围有樱花、石楠等观赏植物，极为幽静。体育馆为钢筋混凝土柱，灰墙绿瓦，内部采用了巴洛克式轮舵形山墙和三重檐歇山顶，空间高且光线好，这是当时西方非常先进的建筑工艺，里面有看台，外有观景台，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已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其他许多早期建筑不同的是，宋卿体育馆保存得很是完好，外观古朴典雅，可看出岁月的痕迹，内部则已翻新，仍然作体育馆使用，人气很足。当天，一场篮球赛正在这里激烈进行着，遇着大雨，看樱花的人群也络绎不绝地进来躲雨。
徐正榜介绍，当初建造宋卿体育馆的木材、钢材大多从国外进口，因为其时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交通不便，且为抵制日货，而此时欧洲经济出现了大萧条，物价普遍下降，进口建筑材料造价也颇为低廉，宋卿体育馆的地板使用的就是意大利的楠木，钢材则普遍从德国进口。后来武汉大学对一些早期建筑进行维修时，发现很多钢材上带有德国制造标志。
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中国抗战史上一场重要的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徐正榜介绍，《湖北文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登载了一张临时代表大会代表们在宋卿体育馆前的合影照片，其下注明该馆为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会址”。
礼堂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沿着宋卿体育馆往樱花大道走，在老斋舍第一个门洞沿楼梯登到樱顶，旁边就是武汉大学学生俱乐部，以前的武汉大学礼堂，楼下则为樱园食堂。礼堂的门紧闭着，看进去很是破败，偌大的空间里，闲置着几张椅子，前方一个舞台。这个地方，是1938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之一。
徐正榜介绍，这次临时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安全，主要会议全部选在晚上举行，许多与会人员在文章中都有提及，比如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五十三十分即同车赴珞珈山开会……会开五小时，于夜下一点始返福音堂。”由于议程繁重，与会者众多，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
但关于开会的具体地址，一直以来有些扑朔迷离。根据徐正榜的研究和判断，当时的会场应该有三个地方：宋卿体育馆、武汉大学礼堂和武汉大学图书馆。他介绍，在武汉大学档案馆的一份1938年3月14日的密函上，写着：“兹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关于开会会场，拟暂行借用贵校礼堂，并请借拨房屋一部分，以为工作人员办公之用……”而后在3月21日武汉大学的回函中则说：“……准此，本校谨当遵嘱照办。”会议亲历者郭沫若在《洪波曲》中也明确表明会议在礼堂举行。
而会议亲历者、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在会议期间的日记中则写道：“三月廿九日。……晚八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四月一日。临时代表大会，今晚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这可以明确无误地确定图书馆也是临时代表大会的会场。
徐正榜表示，临时代表大会一共举行了四天，而且会议议程繁多，且分成不同的组别，所以会场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参加临时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五百余人，三处会址中，只有宋卿体育馆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可以推断，在宋卿体育馆举行的应该是开幕式和全部代表参加的会议。而后分组会议则分别在礼堂和图书馆举行。
这次会议确立了国民党的总裁制，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王世杰写道：“闭幕前，出席大会之若干人，联名提出一案，推举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
而这次会议确立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总裁制等决议，都对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阐述了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日本侵略、在内政外交各方面的立场和政策，对抗战作出了总体上的部署，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 编辑：徐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