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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希家人:中国制造成质量好的代名词

发布时间:2018-12-19 08:07:44来源:长江日报

2005年,伯恩特夫妇与母亲(中)在父亲铜像前留影 图片由本人提供

2018年11月23日,长江日报记者(右二)与伯恩特(左一)及家人、朋友合影

11月23日中午,德国波恩市近郊西格布格火车站。

长江日报记者一下火车,伯恩特挺拔的身姿即映入眼帘。71岁的他精神矍铄,线条分明的脸庞,白头发和胡须,灰蓝色的眼睛,跟他父亲威尔纳·格里希几乎一模一样。夫人埃博拉站在他身旁,给了记者一个热情的微笑和结实的拥抱。

在伯恩特充满“中国元素”的家中,他翻开老照片,拿出那些奖状和勋章,回忆起父亲那无法忘怀的武汉故事。

聚少离多的童年,“父亲的爱是严格严谨的”

1947年,伯恩特在民主德国耶拿出生,不久随家人迁往东柏林。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上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

不宽裕的生活,让伯恩特记忆中的童年是“灰色”的。父亲先是在机械及拖拉机厂工作,后于城郊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当工程师。由于离家远,周一上班后,直到周五才能回家。

“我们每周只能见到父亲两天,但一回家,他就要检查我们在学校的成绩。晚上睡觉前,他一定会检查我们刷牙没有,没有刷干净得重刷一遍。”伯恩特回忆,从小跟父亲聚少离多,但父亲对他们的爱总通过一种严格、严谨的态度表达出来。

1961年,父亲去了西德,与家人分隔两地。埃及从德国引进工程师人才去援建。威尔纳·格里希在埃及开罗飞机发动机厂觅得了一个职位。1965年,民主德国与埃及建交,威尔纳利用在埃及工作的身份,向当局申请将家人接到埃及来生活。

这样,在分别了4年后,18岁的伯恩特和母亲一起飞抵埃及,同父亲团聚。

父亲要去武汉工作,全家人“错愕而震惊”

在开罗,伯恩特度过了快乐的3年。他在当地的德国学校学习,在那里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夫人的埃博拉。

1972年,父亲威尔纳从埃及返回德国,在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作为验收工程师继续工作。1974年,伯恩特毕业进入当地公司,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父子俩的居住地相隔400公里,仍是聚少离多。

1984年,威尔纳·格里希决定去中国的消息,让这个逐渐归于平静的家庭又激起了涟漪。

“这个消息是母亲告诉我的,当时,全家人都感到非常错愕和震惊。”伯恩特回忆,此前,父亲从来没表露过要去中国的打算。他最大的心愿,是退休后去新西兰旅行。

威尔纳跟家人解释,自己是受德国杜伊斯堡市退休专家合作局的派遣,去武汉考察8周。这个组织是1983年成立的,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威尔纳,自愿前去加入成为第一批专家成员。此前的1982年,杜伊斯堡和武汉结为友好城市,这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同为重工业城市的武汉想从杜伊斯堡邀请工程专家,推进城市工业发展。

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伯恩特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全家没有人反对威尔纳的决定。

“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家庭,也是一个有多元文化的家庭。我夫人是埃及人,我们有很多朋友在阿拉伯世界工作。”伯恩特说,“所以,大家不反对父亲去中国,毕竟他一开始只打算去8周时间。而且大家都很期待,父亲在中国会有哪些奇遇?”

“天时地利人和”成就第一位“洋厂长”

威尔纳·格里希于1984年8月启程,到达武汉柴油机厂,开始技术顾问咨询工作。但他并没有按原定计划时间返回德国。同年11月,武汉市政府聘请他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聘期2年,这是中国国营企业第一位“洋厂长”。

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像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当时它已处于崩溃边缘。请来一位“洋厂长”,是为了响应中央“利用外国智力”的号召,探索中国国企改革之道。

“到了1984年末,父亲几乎成了‘世界级’的名人。我们先是看到了德国媒体的报道,然后看到美国媒体也在报道父亲,整个西方世界都因为这个消息轰动了!”伯恩特说,不仅我们无法想象,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法想象,社会主义中国会聘请一位西方人担任国企厂长。全家人都为父亲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

在电话里、在返德休假的日子里,威尔纳会跟家人描述在武汉的生活,也会说起工作上的挑战。

伯恩特回忆,父亲常说起当时武汉柴油机厂的工作纪律涣散,员工工作时间抽烟、闲聊,厂里设备、技术落后,生产环境糟糕,配套厂商的产品也跟不上,这些都是当时工厂遇到的大问题。

格里希厂长大刀阔斧抓劳动纪律,抓产品质量。他对工人赏罚分明,上任不足一个月,就免掉了工作中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并开始施行“结构工资制”;他严抠生产细节,每天带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三件宝”逐个车间巡查——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

在格里希的管理下,武汉柴油机厂有了明显起色。柴油机清洁度从每升5600毫克降到了100毫克以内,主轴承盖废品率从50%降到3%以内,柴油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

“天时、地利、人和,促成父亲做成了中国第一个国企洋厂长。”伯恩特认为:首先是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需要树立一个对外来智慧开放的典型,一个国企改革的典型,因此父亲得到了中国诸多高层领导的支持,这是时机;其次,武汉是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武汉柴油机厂是一个很合适的改革窗口,这是地利。

最重要的是,父亲以前在民主德国的工作经验对在中国的工作非常有借鉴意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工作环境差、产品质量差……在民主德国的工厂他也面对过这些问题,得以把之前的经验一条条用到中国来。

“父亲的性格,一贯的严谨、严格,他热爱工作,看重职业道德,这是他成功的关键。”伯恩特说,在武汉柴油机厂任厂长期间,父亲每天工作16个小时。除了肤色跟工人不同,他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工人更严格。并且他拒领工资,仅靠退休专家合作局每月发放的10马克生活。为的是让工人知道,自己严格要求大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工厂的前途。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全世界都从中受益

1986年,威尔纳·格里希卸任回到德国。

“但他再也与中国分不开了。”伯恩特说,父亲依旧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与武汉联系,他在武柴的经验被全中国的国企推广。后来,他还多次去武汉为武汉液压机械厂等数家企业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寻求合作伙伴,争取生产订单。

2000年6月,80岁的威尔纳在夫人的陪同下最后一次访问武汉。2003年4月,他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

2005年4月,为了纪念格里希,武汉市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竖立了他的铜像。伯恩特夫妇受邀来汉,参加了铜像揭幕仪式。

“这是我第一次到武汉。”伯恩特说,从父亲那听说这个城市很多次,但亲身去了那里,给他的震撼还是巨大的。“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好,有很多高楼,满街跑的是小汽车而不是自行车。武汉市民对父亲的尊重和怀念也让我们感动。”

父亲与中国武汉这段近20年的缘分故事,也深深影响了整个格里希家族。

“自从父亲去了中国之后,武汉就成了我们谈不尽的一个话题。”伯恩特说,直到现在,整个家族对于中国和武汉的新闻都特别留意。

在伯恩特看来,父亲更大的影响,是在整个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国的窗户。“父亲好像是投向西方的一颗石子,激起浪花,引人看向中国。后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向中国,中国人走向世界,双方开放市场,交换技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观念到实践,从树立典型到普遍推行改革。中国取得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展速度,而不可否认,全世界也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益处。”

长江日报记者蔡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