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龚益鸣
调整湖北的产业结构，振兴制造业，应瞄准蔚为壮观的新工业革命。
新的工业革命实质上是“新产业革命、新能源革命、新生活方式革命”在制造业的集中表现。它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突出个性化，定制化生产，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再生能源技术及低碳环保技术为依托，已对传说制造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影响。
目前，新工业革命在欧、美、日来势凶猛，成为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主轴。其基于新技术的个性化、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方式，催生出了高智能的核心装备工业、3D打印、云计算、工业用机器人及节能环保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将把人类的工业生产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我们应对新工业革命，表面是一个发展问题，产业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改革问题。应该肯定，我省一直强调创新驱动战略，大批创新企业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产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创新成果突出。2012年，高新产业已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然而，要带动大面积的创新，切实开展新的工业革命，差距仍很大。例如武汉“中国·光谷”建设，最初设想的经济目标20年过去了尚未实现。高新产业发展不顺畅，基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的瓶颈约束。它表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制度因素：一是要素分割；二是竞争歧视。前者指技术、资金、人才、土地分属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院校和单位，使得大规模技术创新必备的协同作战无法展开；后一问题是指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背景下，大量要素向国企倾斜，使其不必通过充满风险的竞争和创新便可获得相当的垄断收益。上述两个问题，是创新乏力的总根源。在其没有获得切实解决前，“洗牌”的机会必然会失之交臂，新的工业革命也只能暂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样，不论商业周期的作用如何，产业结构失衡的刚性会始终存在。
针对上述问题，要攻克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难关，必须以改革统领发展，充分利用市场，结合湖北的实际正面推进新的工业革命。在整合存量中，做大做强增量。把这一指导思想落到实处，便是大力促进“五大工程建设”。
其一，存量整合工程。这种存量包括资源和产业存量。盘活存量，是做大增量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年来，尽管我们设置了产业引进的若干门槛，但现实仍然是“抓到篮子里的都是菜”，产业的无序和低端重复仍是痼疾。为此，亟待在全面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对无效或低效开发的资源采取封存、并合、提高技术等措施，切实破除行政垄断、淘汰落后，腾出空间和时间向特色产业和品牌企业进行资源集中。这里，首先是矿产、钢铁、化工和建材，它们支撑了湖北经济的半壁江山，也拖拽和浪费了转型的大好时光。目前，对采矿业（磷、盐、煤、铁及未有高效提炼工艺的矿产）的新项目应卦死严控，坚决制止无序乱采的现象。对水泥行业，应鼓励向华新等少数企业集中，同时严格禁止对碳酸氢钙（石灰石）的无序开采。
转型期间，资源的整合与一定程度的封存至关重要。它既可采用资源税等市场手段，也要有相应的行政手段。只要这种行政手段有利于培育和推进其后市场竞争的展开，能节约并高效利用资源，就是合理的。
其二，创新贯通工程。做大增量，主要定位在高新产业。目前湖北的高新产业总值大约为6000亿元左右。而广东为2.8万亿，上海为1.8万亿，江苏为2.6万亿，差距明显。高新产业是“新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其特点是：“智能制造”为核心，“数字化”和“大规模定制化”为手段，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再生能源技术、低碳环保生态技术等为方向。我们若在新工业革命上落后太多，将会把近万亿元的工业存量资产推向边缘，丧失市场，甚至会变得一钱不值。从全局来看，湖北的数字化技术，纳米技术，3D打印技术，环保生态技术已经得到密集配置。问题是规模小，企业成长不力，市场份额不大。如智能电网，江苏已达8000亿元产值规模，湖北作为中国水电走廊，该项经济规模不足2000亿元。有些技术因转化不力，连专利也卖给了外地（如3D打印）。
创新乏力说到底是个体制问题。在这里，产、学、研、协同攻关、市场开发、规模定制这6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畅通无阻。但湖北这些环节基本上是被堵塞的。它使得力量分散，既无法形成合力，更不能表现为市场优势。新工业革命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前者的凝聚和扩散使后者转化为巨大的现实生产力，而接连这两者的便是产权及其收益的确认及市场信息的平面扩展。
其三，协同创新的畅通工程。打通梗阻，建议采取下述三大举措：
再改省属国企。在竞争性行业，国企体制是阻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央企暂且不论，留存的低效甚至完全无效的5000亿左右的竞争行业的省属国企资产，完全应该退到位。只有这样，才能打通资源与技术流转的市场屏障，奠定一个全方位工业革命的竞争格局。
院所民营化。非公益性或基础性研究的科研院所可在全国率先推行民营化改革，彻底与财政供养脱钩。没有这一举措，决不可能有创新的动力、创新的组织和创新的实际行动，各种风险投资、“孵化器”、创新扶持基金也起不到应有作用，甚至徒具形式。只有院所民营化，才能让其自觉地投身市场，与企业联手开展创新，逐步成为工业革命必备的组织载体。
成建制的“引进来”与“走出来”。它的具体形式是并购或企业间的参控投。我们要舍得“割肉”，把最具实力的企业拿出来与境内外具有创新成果的企业合资、合营，更应鼓励和帮助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收购或参股国际上的高新企业，通过资本的融合达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其四，“两化”为标志的核心装备制造工程。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要取得实效，必须在点上下功夫。这就是抓“龙头工程”，建设“平台经济”。通过“平台”和“龙头”的市场传导，带动全局的结构升级。湖北作为机电大省：一直把核心装备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特别是以各类机床为代表的工作母机的制造，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显赫的优势。但“三十年前衰落、二十年沉寂、十年磨剑”，现在理应乘工业革命和城镇化迅猛推进的春风，插上“数字化”和“大规模定制化”的翅膀，逆势崛起。这项工程可以考虑以改制后的“武重”、“武船”等一批“武”字号企业为基础，首先促成其与“光谷”的科研部门和创新企业结成产权融合的实体，并进一步迈出国门与大财团联合，开展新技术革命。其主攻方向是数控式光－机－电一体化，云计算、轨道交通设施制造、智能电网设计、3D打印与工业用机器人制造。
其五，全新的现代农业工程。从现在开始，直到后工业化时期，发展满足高质量生活消费需求的现代农业，将始终是产业主攻的大方向。湖北是农业大省，而现代农业“腿短”，怎么说都是制约全局的重大瓶颈。新的工业革命已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来打破这个瓶颈。那就是把低碳环保技术、智能技术，与现实中的“农业专业服务合作社”结合起来，大力普及“龙头企业+专业社+基地+农户”的经营组织，以贸工农一体化成建制地嵌入市场，以求得农业的彻底翻身和农民的真正解放。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两个：一是缺乏企业经营方式；二是资本形成困难。这两个条件事实上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即做好“农业专业服务合作社”这篇大文章。全省粮棉油林特水产的国有公司，应该向烟草行业学习，组织国有资本下乡，扶植“专业社”，解决现代农业的生产条件。专业社一旦迈上了专业分工、规模经营和订单农业的轨道，智能化技术、低碳环保技术便会迅即进入农业。安全无公害农业、节水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及大规模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才会快速发展起来。这个规律性的经验已为河南、山东、云南等地的实践所证明。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作者： 编辑：ADMIN）
